中國學者或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學者不懂太極八卦、河圖洛書等易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或者隨意地論說、處置這方面的問題，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首先是易學界的問題，易學研究存在諸多不嚴謹、不科學的現象，由於方向偏頗、與考古材料相隔離等，導致《易經》八卦問題始終陷入神學迷霧之中，始終是一個未解之謎；其次是易學界之外的學者，普遍缺少相關知識，論述有欠嚴謹或謬誤頗多。關於前者，筆者已在一篇文章中述及（《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關於後者，這裡僅據筆者有限的瀏覽所及，向讀者作一些介紹。

李衛東博士認為在一萬五千多年以前，地球上曾經在“神”（宇宙高級生命）的教育下出現了第一代文明，但這一代文明卻因一場意外的天文事故——天地分裂（地月分離）時產生的大洪水給吞沒了，人類文明出現了斷裂。那些從高山上走下來的倖存者在洪水過後平原的廢墟中發現了大量上一次文明的記載，而其中大多數已為他們所無法理解，如中國古代的《周易》、《黃帝內經》、《山海經》、《道德經》、針灸術、氣功學等。他說：作為旁證，“所有的上古文明大多數只有操作的方法，而沒有相關的理論體系。比如說針灸學，實際的使用方法流傳至今，但卻沒有相應的理論說明。再比如，《周易》八卦，只存六十四卦爻辭，《周易》的原理卻失傳了，《周易》的《十翼》是後人憑藉自己的理解加上去的，非《周易》原有。這是因為高山上的倖存者們由於自身十分落後，理解不了深奧的原理，所以只好重視對人有用的實際操作方法等”（李衛東著《人有兩套生命系統》60—62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他所說的大洪水毀滅人類第一代文明是發生在距今15000年左右（李衛東《人是太空人的實驗品》78—83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李的觀點在其他相關學科方面是否有足夠的依據和理由支持暫且不論，這裡只說與《周易》八卦有關的問題：眾所周知，《周易》卦爻辭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產物，或被認為是文王、周公所作，其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這與距今15000年左右“從高山上走下來的倖存者”毫無關係。如果說《周易》八卦六十四卦存在着什麼“對人有用的實際操作方法”的話，那當然是指占筮，然而古今中外占筮的“原理”都不過大同而小異，即藉助“神”的力量和某種程式得出一個結果，據此判斷吉凶。《周易》占筮還有什麼高深的原理呢？

應明陽先生《中國思維魔王》在描述許國泰的研究時說：許的文章《太極起源新學說》認為“秋汛時黃河、洛水兩支水以不同方向相互激蕩，形成了一個大旋渦，大旋渦套着小旋渦。黃河水是黃的，泥沙多比重大；洛河水是清的，發出的水比重輕，不混淆，有頭有尾，形成一個活生生的太極圖，十分壯觀。”所以太極圖是個象形符號，是由兩河相盪造成的這種象形符號被先古聖哲伏羲用在八卦中心。由於伏羲八卦台就在附近，所以許又解釋八卦的起源：“看天，雲有幾層，所以用三條線象徵八卦。看地，溝溝壑壑、坑坑窪窪，於是三斷線象徵地”。用連線表示陽，斷線表示陰。兩陰夾一陽象徵“水”，中間為陽，兩邊為陰，就是水在中間往前流。動為陽，靜為陰，水是動的，兩岸是陰……那麼“火”呢？邊上是陰（原文如此，實際應為“明”字——王先勝注）的，火焰中是暗的。明為陽，暗為陰，這定義是死的……那麼“澤”呢？在地上高處，底下為陽，上面為陰，表示湖泊在堅實不滲透的地方形成……“雷”兩陰一陽，就是閃電穿透了雲層。如此八卦形成（應明陽著《中國思維魔王》324—325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說太極圖起源於河洛之水相交形成的旋渦頗有新意，但它永遠只能是一種假說、想象；說伏羲將太極圖放在八卦中心，則是缺少常識，因為“伏羲”的年代至少是在距今約4000年的夏朝以前（且不論是否存在“伏羲”這個人），無論易學史或考古材料，都不支持“伏羲”將太極圖放在八卦中心這一說法。至於許國泰先生對八卦起源的解釋，則完全是一種想象、牽強附會，而且想象也不周密，如坎卦（    ）為水，說“兩陰夾一陽”河中之水為陽、兩岸陸地為陰，這是有違陰陽八卦學理的，如說震卦（    ）為雷，就是“閃電穿透了雲層”與卦象並不吻合。將這種太極八卦起源學說視為“祖先的智慧”不是頌揚了祖先而是貶抑。該書又說“世界上一切文字都可以從太極八卦推出”、“運用八卦，我們用八卦作鑰匙，解開文字形成之謎”，純粹是吹牛，可以認為是既不了解太極八卦，又不了解世界上的各種文字。至於說“我們靠易經八卦第一卦，用陰陽就看出文字里有些什麼東西，在英文里男人是（MAN）女人是（WOMAN）。A是人，中間扎着腰帶。女人‘W’代表雙乳，‘O’代表創造新生命之門……”（應明陽著《中國思維魔王》327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諸如此類的聯想，很有趣但卻與陰陽八卦無關，既不能說明文字“可以從太極八卦推出”，更不能據此證明中國傳統文化、陰陽八卦的伏秀和偉大。總之，許國泰先生關於太極八卦的聯想可以視為思維成果卻不能視為太極八卦研究成果，也不是對《易經》、太極八卦的弘揚。

宋太慶先生說：“中國民間關於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具有悠久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二萬年以前中國陶瓷文化創始時期……”，他認為“盤古可能是陰陽合休，可能是陰陽、太極、八卦互補圖形的原生圖式。盤，可能是女陰形象、女陰符號，而古，可能是男陽形象、陽性符號，他們是中國第一雙原始祖先神，已有一二萬年的傳說歷史”，又說：“七八千年前的伏羲時代，中國人已開始了原始天文觀測活動，並且總結出《河圖》和《洛書》以及陰陽、八卦、太極學說”（宋太慶著《中國時代》168頁、196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盤古是一位創世大神，而且公認其產生年代是在東漢時期，與佛教的傳入有關，當然它不可能是陰陽、太極、八卦圖的“原生圖式”。即使將盤古的年代上溯至一二萬年以前，它與陰陽、太極、八卦“互補圖形”也各是一回事：一是人格化的神，一是各種圖形，將二者拉扯在一起，真是“生拉活扯”。前面說陰陽、太極、八卦圖形來自創世大神盤古（而且還是女陰、男陽形象和符號），後面又說陰陽、八卦、太極學說來自原始天文觀測活動，而且年代、時代還相距甚遠，這就不僅僅是“生拉活扯”了。在同一本書中，作者還說：“易在周文王時代，與伏羲陰陽太極圖騰相結合，產生了系統化的      易體系，從此成為科學與宗教之源”（宋太慶著《中國時代》215頁）。陰陽、太極並非“圖騰”，這是常識。與“陰陽太極”相結合的“易”指的是什麼呢？按一般理解，“易”或“易學”是包含陰陽、太極這些概念和範疇在內的，所以“易”與陰陽太極相結合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說法，說這種結合“產生了系統化的      易體系”就更是莫名其妙。如果“易”僅指八卦符號或《周易》之卦爻辭，其與陰陽太極相結合“產生系統化的      易體系”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說法。至於說易經、易學“是世界科學與文化的鼻祖”、易在科學上“揭示出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數字0、1來描述的世界數學圖式”、“易、太極、八卦與現代世界科技與知識相結合，正在形成系列新興學科群和知識學科群”（宋太慶著《中國時代》215—216頁、234頁），也是神吹。

陳志良先生在一本書中借孔子之口說：“伏羲創易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這只是作易的準備。真正創作易，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都是以人為主，以人為核心的”（陳志良著《與先哲對話——世紀轉換中的中國與傳統文化》47頁，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11月版）。這段話的基礎和根據顯然來自《易傳?繫辭》：“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根據原文，顯然得不出伏羲真正創作易“都是以人為主，以人為核心的”這一結論，而且也不會是孔子的思想。《易傳》反映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沒有疑問的，但其中涉及易的來源、本質之言論可以說都不支持易的創作“是以人為主的”。如《繫辭》開篇即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等，均是說天地日月（乾坤）為易之始、之本，而男女（人）在其次。一般認為《易傳》中的“子曰”即引述孔子之言。《繫辭?下》第六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陽之德。”可見，易之始、易之質實為天地、陰陽（此處之“陽物”、“陰物”非指男、女生殖器）。易學乃象數理三者內在統一之學，無象則無數、無理。《繫辭》怎麼論“象”呢？它說：“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於乎富貴……”，又說“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可見天地、日月、四時才是易學之根、之本，而“人”在其次。《繫辭》又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太極、兩儀、四象、八卦這個生成系統也明確指出易之始之本在於陰陽以及混沌未分之宇宙，而人事在其後。按“易”字形義，為日月、陰陽（《說文》：“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按古人理解：“易以道陰陽”（《莊子?天下》）、“易，只消陰陽二字括盡”（《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五）。《說卦傳》論八卦的象徵意義乾天坤地、艮山兌澤、離火坎水、震雷巽風，以及後天八卦方位“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於乎離，致役乎坤……”等均是言天地萬物、四時，而不是“人”，是皆常識。陳先生同一書中還借孔子之口說：“一般人占卜求吉凶求成敗，君子占卜非為私慾，乃通天地之變，求天地人的運變大勢。當然，君子也佔小卦，但佔小卦，問小事，仍然是通天地之變。為什麼呢？君子占卜，不僅問結果如何，而且進一步問應當如何……”（陳志良著《與先哲對話——世紀轉換中的中國與傳統文化》48頁）。好象占卦也有“血統”問題，君子無論占什麼事都是“通天地之變”而小人則總為“私慾”，真是笑話！占卦是根據卦爻象、卦爻辭來判斷吉凶、作出選擇，無論君子、小人，卦爻辭都指示着該（要）怎麼做，不該（不要）怎麼做。難道八卦符號、卦爻辭還要根據占卦人的“血統”而隨機應變嗎？對於小人，卦爻辭要自動隱藏起來而不回答人家“應當如何”嗎？

王存臻、嚴春友先生構思了一個“宇宙太極八卦定律”，稱“無極即絕對全息統一場，由無極衍生出來的太極即有限（宏觀上有限，微觀上無限）相對全息統一場，由太極依次衍生出來的兩儀、三氣、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宮、十干、十一氣、十二地支……直至六十四卦乃至n卦，從根本上來講，都是氣或曰場的代名詞。簡言之，宇宙場是一分為n的。這種稱為宇宙太極八卦定律”（王存臻、嚴春友《宇宙全息統一論》435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這段話存在的問題有：①在中國古代文化或易學中，只有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而不存在“太極依次衍生兩儀、三氣、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宮、十干、十一氣、十二地支”這種思想。②“四象”在易學中指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種屬性或其代號（      ），也指四方、四時，“四象”生五行（五時或金、木、水、火、土）還勉強可附會，但“四象”生七星（北斗七星）、十干、十一氣（不知所云）、十二地支或“九宮”（指九宮圖、洛書或“太一行九宮”之天象理論）生十干、十一氣、十二地支之類就荒唐了。③中國的《易經》和太極八卦理論中並不存在自“太極”始可以一直生出n卦這種理論，雖然邵雍和朱熹曾經將太極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方式理解為“一分為二”式，可以生出n卦（n為成倍增加之偶數），但這是一種沒有依據的錯誤的理解和猜測（參見拙稿《中國國學大師之馬失前蹄》）。④將“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宮、十干、十一氣、十二地支”等都理解為“是氣或曰場的代名詞”是不當的、錯誤的乃至荒謬的，如（北斗）七星是七顆恆星，十干、十二地支為紀時或計量單位，不是作者所論的“氣”或“場”。⑤“宇宙場是一分為n”的，也是沒有依據的說法。王、嚴兩先生在他們的書中講“八卦分伏羲八卦、先天八卦和文王後天八卦三種”，這是不當的，因為先天八卦就是伏羲八卦、伏羲八卦就是先天八卦。又說“再把八卦按一定次序相互排列，便產生出六十四卦，每卦又有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這些卦象象徵著‘道’的各種形式，是由陰陽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反映了宇宙和人類的所有情況”，其不當至少有二：①八卦按一定次序兩兩相重才得到六十四卦，而不是“按一定次序相互排列”。②這裡所說的“道”顯然不是指儒家道統之“道”，而是《老子》書中所言及的“道”，說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徵著“道”的各種形式，是不恰當的，二者各是一種宇宙觀系統、概念系統和範疇。又說“陰陽八卦中那些先天的模式決定了宇宙萬物的先天構造，而那些變化萬端的排列組合反映了宇宙萬事萬物的顯現”以上引文均見王存臻、嚴春友著《宇宙全息統一論》2—3頁）。其不當有二：①陰陽八卦是中國古人對宇宙萬物的一種解釋模型，它不可能決定宇宙萬物的先天構造。②《周易》和陰陽八卦本身並不存在“變化萬端的排列組合”（呂紹綱著《周易的哲學精神》293—29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只是六十四卦卦爻象及卦爻辭可以與萬事萬物相比附。他們在同一書中還說“《周易》講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其中“無極生太極”是錯誤的，不是《周易》所有（呂紹綱著《周易的哲學精神》）208—216頁），而且“太極生兩儀”段也非《周易》所有，而是見於後來的《易傳》中。又說“宇宙太極八卦定律首次從氣或場的角度揭示了宇宙一分為多的規律，並從這一新的角度首次在一定層次上揭示了太極八卦的神秘面紗，證明八卦原理不僅揭示了64種氣或場的運動規律，而且隱涵着n種場即無數種遵循八卦原理的場的運動規律”，其中當然存在着多重錯誤和不當，不再贅述（以上引文均見王存臻、嚴春友著《宇宙全息統一論》435頁）。

馬建勛先生在《圓點哲學》一書中說：“太極圖主要顯示的是陰陽兩分法。太極八卦圖中的每一卦都是宇宙循環在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裡的展現，從時間發展的彎度看，每一卦都構成一個半圓，每一對復卦，就構成一個整圓。而整部《周易》用以涵蓋萬象的六十四卦，三十二對復卦，實際上呈現了一個更大維度的‘圓’。應當指出的是，黑白各半的太極圖將事物一分為二，多少有點絕對的、機械論的弊端”（馬建勛著《圓點哲學》4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這段話存在的問題有：①太極八卦圖中與太極圖相配的八卦為先天八卦，先天八卦圓圖的結構是“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說卦傳》），凡對角線上的卦，其意思相反、相對，陰爻、陽爻完全相異（故稱對卦、對易，三國虞翻謂之“旁通”，明人來知德謂之“相錯”），而與“宇宙循環在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裡的展現”沒有什麼關係。②宋人邵雍按太極“一分為二”生八卦的方式畫出先天八卦小橫圖后自乾至坤標出順序號，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個順序在先天八卦圓圖中表現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為一逆時針旋轉方向，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為一順時針旋轉方向，有些易學者將之比附為天、地相對運動模式，但八卦中的每一卦仍然不是“宇宙循環在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裡的展現”。比如乾一位於正南，可以說宇宙在這時表現為天（乾），但不能說按逆時針方向轉至兌二東南位，宇宙就表現為澤（兌），再轉至離三在正東，宇宙就表現為火（離），又轉至震四東北位，宇宙就表現為雷（震）。③“每一對復卦”、“三十二對復卦”是一種錯誤的說法。按作者的意思，“復卦”可能指的是“覆卦”或“對卦”。覆卦亦稱反覆、反易、反卦，“覆”是顛覆、顛倒的意思，即將一卦的三爻或六爻之爻位完全顛倒過來得到另一卦，這樣的兩卦即為覆卦，如八卦中的兌（    ）與巽（    ）、震（    ）與艮（    ），六十四卦中的屯（    ）與蒙（    ）、需（    ）與訟（    ）等。對卦是兩卦的爻畫完全相異，如八卦中的兌（    ）與艮（    ）、震（    ）與巽（    ），六十四卦中的乾（    ）與坤（    ）、頤（    ）與大過（    ）等。“復”是重複、反覆的意思，八卦中沒有“復卦”，六十四卦中的“復卦”指的是    ，有往複、反覆之意，在十二辟卦中表示十一月，冬至一陽來複，故復卦卦辭說“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八卦、六十四卦中沒有成對的什麼“復卦”。④因為一對覆卦（或對卦）在卦象或含義上可以表示正反、陰陽之意，故在哲學的意義上也可以認為它們構成一個“圓”，但《周易》六十四卦或將其分為成組成對的覆卦、對卦，它們並不構成“一個更大維度的‘圓’”（只有伏羲六十四卦圖構成一個圓）。⑤認為“黑白各半的太極圖將事物一分為二，多少有點絕對的、機械的弊端”也是錯誤的。中國的太極圖和陰陽學說表達的恰恰不是“絕對的、機械的”思想觀念：太極圖中的陰陽魚（陰陽兩儀）是陰中有陽（黑白中的魚眼為白）、陽中有陰（白魚中的魚眼為黑），表示陰陽只是相對的、互相包含的，可以變化的。太極圖中陰儀由小漸大直至陽儀出現、陽儀又由小漸大直至陰儀出現，這正是陰陽、矛盾可以相互轉化的形象寫照，與辯證法中的量變質變規律也非常吻合。太極圖陰陽兩儀相互追逐也被人們理解為可以表示事物發展的循環往複。這些思想都是有關太極圖和易學中的常識，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和哲學中的重要觀念。

亢亮、亢羽先生在其著述中說：“在地球上大多數地區還處在蠻荒時代，在中國的黃河、洛水先後發現河圖和洛書。這種以馬身和龜背上的數字化的有序的星點排列，奇妙地對應着天象和大地的陰陽。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在中國的先祖們的認知中產生了……伏羲氏創立的先天八卦，嚴格遵循着河圖。周文王推衍出的後天八卦，嚴格對應着洛書”或雲“伏羲由此啟示畫成八卦（先天八卦）。後來形成《周易》，對應洛書的也稱後天八卦”（亢亮、亢羽著《風水與城市》1—2頁、26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關於河圖、洛書的來源、本義，無論古今都有種種說法、猜測，出於黃河馬身、洛水龜背“數字化的有序的星點排列”無疑屬最妄誕者，作者竟以為立說的事實基礎，謬誤之一。將太極、陰陽八卦與現代學術中的“宇宙全息”相聯繫，尚可理解，但說河圖、洛書是“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則為謬誤：歷史上無論何種河圖、洛書圖，其與陰陽八卦都不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繫，形式上的相似性聯繫也不存在；作者所論河圖、洛書當指宋人劉牧、朱熹所傳黑白點陣圖，即使據文字分析，它們也只能上溯至漢代或《易傳》。以中國古代的河圖洛書為“宇宙全息”之始，這是謬誤之二。先天八卦嚴格遵循着河圖（或謂伏羲畫八卦據河圖）、後天八卦嚴格對應着洛書，這是謬誤之三，因為古人雖然曾將先天八卦與河圖、後天八卦與洛書湊合成一圖或有種種立說但不過牽強附會而已（參見張其成著《易符與易圖》第二章，中國書店1999年1月第1版）。二亢又說：“如果說《易經》中所揭示的陰陽兩儀代表的是線，那麼所生的四象即22的數則是面。而‘四象生八卦’，這八卦23則是三維空前。周文王姬昌被殷紂王囚於羑里在氣功態下所演的《周易》即後天八卦，是26，對應六維世界，它之尚難以透悟深識，是六十四卦的六維世界，與人類知識尚處在四維之中的人文時代的認識差距是歷史必然”，此外，生物遺傳密碼、“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物理學上的音響、色譜等也都嚴格對應着《周易》的六十四卦，即26的六維空間”（亢亮、亢羽著《風水與城市》2—3頁，217頁）。在《易經》和陰陽八卦學理中，“陰陽兩儀”指的是天、地或陰陽二性、陰陽二氣均不是“線”，“四象”指四時、四方或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四種屬性，“八卦”指八種基本物質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可以象徵和指代萬事萬物，均處於四維時空中，而並無一維、二維、三維、六維之別。六十四卦與生物遺傳密碼、元素周期表、音響及色譜之間的聯繫都是似是而非、牽強附會而已。這些認識推論的邏輯是：六十四卦與現代科學中的種種事物均有聯繫但又不能確證，於是六十四卦高深異常，超越現代科學和現代人的認識能力與水平，於是3000年前的周文王便只能是在氣功態下推演《周易》及六十四卦。這種研究是兩頭不落靠，都憑臆想。另外，說“《周易》即後天八卦”也是一常識性錯誤。

張啟亮先生主編《宇宙星象探秘》說“《周易》是用符號的形式記載了占星術的成果，即用六十四卦代替星座。宇宙的變化，表現在六十四卦上，猶如天象表現在星座間一樣”，前面用“據認為”但沒有說明根據何在，後面又用“可以說”主觀論定（張啟亮主編《宇宙星象探秘》引言2頁、正文189頁，氣象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但都是沒有根據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周易》卦爻辭都不能說是“記載了占星術的成果”，雖然其間也有“占星術的成果”。說“六十四卦代替星座”、代表星座，更是無據，它們代替或代表了哪些星座呢？說“宇宙的變化，表現在六十四卦上，猶如天象表現在星座間一樣”也不妥，將六十四卦對等於星座，但“宇宙”卻不對等於“天象”，因為後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該書又說：“陰陽說源自《周易》，《易?繫辭》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一陰一陽之謂道’。兩儀即陰陽。這是陰陽說的原始表述……”。其中也有不當之處：說《易?繫辭》表述了陰陽說則可，說陰陽說源自《易?繫辭》則不妥。陰陽說的源頭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參見拙稿《利用文獻資料研究古代歷史文化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周易》。該書又說：“《周易》原本是記載八卦占卜的一部資料書，其陰陽八卦說原是一種根據卦象數理來占卜的占星術……”。說陰陽八卦說“是一種根據卦象數理來占卜的占星術”是沒有根據的；陰陽八卦理論可與占星術相比附，但並不等於是占星術。該書又說：“八卦的陽爻‘——’與陰爻‘—  —’三重疊的形式有得‘天數’‘天制’的含義”，並引“天有三光，日月星”（班固《白虎通?封公侯》）證之。這個說法也不妥：古之“天數”指天文曆數，而非僅指日月星三光。八卦的三爻其基本義理是象徵天、地、人三才而非日月星三光，所以說其得“天制”也不當。該書又說：“八卦圖的表面形式無非是一個大圓圈中繪製兩條‘陰陽魚’和二十四畫陰陽爻組成的規則圖案。”八卦圖中只有二十四畫陰陽爻組成的八卦，而無“一個大圓圈中繪製兩條‘陰陽魚’”，若有後者，但是太極圖、八卦圖合為一圖。該書又說：太極八卦圖“其中心圖案的圓，象徵太極；裡面兩條陰陽‘魚’代表天地，表示‘太極生兩儀’；中間遊動的曲線意味着旋轉運動與生生不息；由兩儀而演出坎離震兌四卦居於北南東西四正位，即‘兩儀生四象’；由四正又演繹出‘四維’，即乾坤巽艮四卦居於西北、西南、東南、東北四角”（以上引文均見張啟亮主編《宇宙星象探秘》188—190頁）。這個說法後面部分是錯的：與太極圖陰陽變化相合相配的是先天八卦圖，其四正位為乾坤離坎四卦，四維為震巽艮兌四卦，而坎離震兌居四正、乾坤巽艮居四維的八卦圖為後天八卦，並不與太極圖相合相配（彝文文獻中有這種配置，但在《周易》之學中是講不通順的），也不能演繹《易?繫辭》“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義理。

趙國華先生說：“古人用龜甲推占吉凶的方法，首先是根據半坡魚祭祭壇布局的數據圖‘河圖’，用烏龜背甲中央一列脊甲板代表‘五’，左列四枚肋甲板由上而下分別代表‘九’、‘四’、‘三’、‘八’，右列四枚肋甲板由下而上分別代表‘一’、‘六’、‘七’、‘二’。這就是後世廣泛運用‘河圖’數據卻稱作‘法龜文’的秘密所在”（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13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這裡所說的推占方法完全是一種猜想，沒有考古材料支持，而且將九數圖視為“河圖”、將十數圖視為“洛書”（即宋人劉牧觀點）也是錯誤的（王先勝《綿陽出土西漢木胎漆盤紋飾識讀及其重要意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2期）。趙先生又說：蓍草因其枝葉十分茂密，可能被先民作為象徵女陰、祈求生殖繁盛的聖物，“所以古人特別選定它的莖用以占筮。最早的筮法也十分簡單。卜師從烏龜背甲的裂紋找相應的表示數，要取六個數，就要將烏龜背甲一次又一次燒灼，就要將龜象顯示的數一次又一次記錄下來，然後再據以推斷所問事的吉凶休咎。卜師記錄數字的方法，便是用長短兩種蓍策擺成表示數字的抽象魚紋。這即是《左傳》所說：‘龜，象也；筮，數也’”（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140頁）。這段話存在的問題有：①說蓍草象徵女陰無據，進而據此論證卜筮與生殖崇拜有關也是無據。②“卜師從烏龜背甲的裂紋找相應的表示數”記錄下來，據以推斷吉凶休咎也是一種猜想，沒有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支持。③卜師用長短兩種蓍策記錄“龜卜數”（實際不存在這種“數”）也是一種臆想，沒有文獻和考古材料支持。④用蓍策記錄“龜卜數”擺成抽象魚紋更是無據：趙先生所論抽象魚紋基本上只見於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而該文化並沒有發現龜卜的證據；史前墓葬龜甲主要見於賈湖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下王崗類型，這些文化都不見抽象魚紋，歷史時期商周龜甲占卜亦與抽象魚紋無涉。⑤《左傳》“龜，象也；筮，數也”，一指灼魚卜法據裂紋斷吉凶，一指用蓍草起卦，據卦象和筮數斷吉凶（如《周易》大衍筮法），二者不可混為一談，亦是古代占卜之常識。趙先生又說：半坡晚期卜師用“一”根長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按需要組合出更為抽象的魚紋，用來表示‘龜’象所暗指的‘數’。這些完全直線化的更為抽象的魚紋，成了傳至今日的八卦符號。從半坡魚祭祭壇的布局圖發展出龜象筮數結合的占卜，意味着原始八卦從此誕生了”（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140頁）。這段話存在的問題有：①半坡晚期卜師用一根長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是一種猜想，沒有文獻和考古材料支持。②用蓍策“組合出更為抽象的魚紋”也是猜測無據。③“……用來表示龜象所暗指的數”是雙重錯誤：一，半坡類型中沒有龜卜的證據；二，龜卜是據裂紋（“象”）以斷吉凶，而不是據“數”。④半坡抽象魚紋“成了傳至今日的八卦符號”當然也是無據。⑤“從半坡魚祭祭壇的布局圖”一句也是多重錯誤：一，半坡魚祭祭壇及其布局圖無據；二，“……發展出龜象筮數結合的占卜”無據；三，“原始八卦從此誕生了”無據。趙先生又說：“古人卜筮以數為據，數出自象，象數本來統一。今人雖然能夠見到出土甲骨，但不會辨象，只會認數，遂將甲骨上契刻的數字簡單稱為‘數字卦’。這其實是不確切的”（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141頁）。“古人卜筮以數為據，數出自象，象數本來統一”混淆了龜卜與筮占：龜卜不是據數斷吉凶，筮占是對八卦的利用據卦象和筮數斷吉凶，故龜象與筮數不能混為一談。易學中的“數出自象”、“象數統一”是指易數來自天地、日月、世上萬物這種大象以及八卦卦象與易數的統一而不是“龜象”與“易數”合一。商周數字卦與有些龜卜兆象雖然可能同為一事而產生但二者不可混為一談，亦無內在聯繫依據，故“數字卦”之說是成立的、恰當的。

張振犁、陳江風等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說：“《易》八卦的兩種特性以探究天地、萬物和人事各種關係為基礎。它把陰陽作為一切事物的基本矛盾，同時又把奇偶律作為自然數中的基本矛盾，並且認為兩者間存在許多共同點”（張振犁、陳江風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48頁，東方出版社中心1999年2月第1版）。按作者意思，“《易》八卦的兩種特性”顯然是指“陰陽”與“奇偶律”，但是說二者“以探究天地、萬物和人事各種關係為基礎”則莫名其妙。到底是說“陰陽”、“奇偶律”來自天地、萬物和人事各種關係呢，還是說“陰陽”、“奇偶律”是認識、分析天地、萬物和人事關係的一種理論和工具？所謂“奇偶律”不過就是指自然數非奇即偶、非偶即奇，它根本就不能成為“《易》八卦的兩種特性”之一。若論“《易》八卦的兩種基本特性”，除了“陰陽”外，似可以“天、地、人”三才湊合，因易學乃三才之學，八卦三爻分別象天、地、人三才。該書又說：“河圖、洛書出現之後，被人們逐漸與陰陽五行觀念聯繫起來，演繹出《易經》，逐漸被複雜化、神秘化了”（張振犁、陳江風著《東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話論》124頁）。《易經》不是據河圖、洛書演繹而來，也不是據河圖、洛書與陰陽五行觀念結合演繹而來，這是常識。所謂伏羲則河洛畫八卦只是一個神話故事，不能作為論證的事實依據。該書論及《易經》、陰陽八卦之處甚多，問題也多，筆者在《評〈中原神話論〉》中已有一些分析，這裡僅舉兩例，不必細述。

李萬福、楊海明先生著《圖說文字起源》一書中有一幅伏羲畫八卦圖，伏羲手持毛筆，面前的八卦方位是：乾（   ）西南、坤（   ）東北、震（   ）東南、艮（   ）西北、兌（   ）居正東、離（   ）居正西、巽（   ）居正北，正南卦畫不清（按八卦八方應排坎但卦畫不清，中爻似為斷線— —，與坎卦   不合）（李萬福、楊海明著《圖說文字起源》81頁，重慶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這個八卦方位完全是亂畫，與中間的太極圖也不相配。《中國文物報》曾刊載一幅宋代亞字形八卦銅鏡圖文：其八卦按四方位分佈，左邊為艮（   ）、震（   ）並排，上邊為巽（   ）、離（   ）並排，右邊為坤（   ）、兌（   ）並排，下邊為乾（   ）、坎（   ）並排，正合《說卦傳》“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方位，為後天八卦圖。王連根先生將其理解為“分別是觀卦對頤卦，睽卦對大有卦”是不當的（王連根《宋代亞字形八卦紋銅鏡》，《中國文物報》2003年8月6日）。程志方先生在評述十月太陽曆發現的意義時說：“通過對《易經?河圖》八卦具體構造的分析證明，無論先天八卦還是後天八卦，它的十個數就是我國古代十月太陽曆的十個月，是十月太陽曆的一種表述形式”（程志方《論中華彝族文化學派的誕生》，普珍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關聯》，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其不當之處有：①《易經》中有部分文字被認為與河圖有關，但並無“河圖”章，所以《易經?河圖》這種寫法是錯誤的。②“河圖”中沒有八卦，二者互不相屬，所以“對《易經?河圖》八卦具體構造的分析”是錯誤的。③無論先天八卦或是後天八卦，並不存在什麼“十個數”，故云其是十月太陽曆的一種“表述形式”無所依靠（十月曆的發現者、研究者認為河圖、洛書的十個數與十月曆有關，而非八卦有什麼“十個數”）。

何新先生說：河圖書就是鱷魚和穿山甲“這些爬行動物的背甲花紋，古人以為神秘，涵有數理，並以為占卜沒圖的神秘用具。龜、鱷上古人認為屬於同類。所以龜甲卜，應起源於鱷甲卜。商周以後鱷類中原稀見，用龜遂取代了鱷”、“所謂河圖，據說在龍馬背上，又是八卦起源。其實可能是指揚子鱷背上那種很整齊也很有規則地排列的鱗甲圖案……”、“河圖——龍馬，實即鱷魚背甲的花紋。其形以8—9為數，呈網格分佈，像九宮圖。所以古人以為神秘”（何新著《諸神的起源》69頁、329頁、341頁，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這些說法存在多方面的問題：①說河圖是“爬行動物的背甲花紋”是將未經證實或不可證的神話故事當作事實，故不可取。②說鱷魚和穿山甲之背甲花紋為古人占卜沒圖的神秘工具是沒有依據的，也不為考古材料所證實。③說龜甲卜起源於鱷甲卜也是無據，也不為考古材料所證實。④說河圖即鱷魚背甲的花紋，其形以8—9為數，象九宮圖，是將河圖、洛書（九宮圖）混為一談，而且與鱷魚背甲花紋相比，也是牽強附會。何新先生又說：“漢人依據《易?說卦》所傳古法，以八卦作為八方的符號，其中東方震、南方離、西方兌、北方坎，叫做四正。東南巽、西南坤、西北乾、東北艮，叫做四維。與其相配的乙圖，就是著名的九宮圖，亦即河圖洛書”（何新著《諸神的起源》288頁）。這裡又是將河圖、洛書混為一談。
關於河圖洛書，還有不少隨意或離奇的說法。如：田昌五先生說“所謂河圖洛書，就是龜甲上的斑點和紋路。傳說河中有白馬負圖而出，指的仍然是鯀”（田昌五著《華夏文明的起源》139頁，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王紅旗先生說“河圖的最早涵義乃指黃河的地貌或河道圖”，洛書“最初也是指洛書的河道圖，當年大禹治水時來到洛水之濱，有一隻神龜從水中爬上岸來到大禹身旁，它的背上有一幅圖書被稱為洛書，神龜獻書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幫助大禹治水”（王紅旗《漢以前的中國地圖及其測繪》，《文史雜誌》2001年第1期）；徐宏達先生認為河圖是伏羲氏從漉河中所得非人工的而是一天然玉石半透明圓球，內涵最簡單的圖（即山上山下相聯抱合的“連山立體圖象”），但從中可以顯示出易之根本理論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產生、次序、方位之象”（徐宏達《立體太極兩儀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續）》，《潛科學》1995年第5期）；朱淵清先生認為“傳說中的河圖洛書也就是龜甲卜兆之象。這是一則古老的傳說，說的是黃河之上曾出現了背負圖象的龍馬，洛書之濱曾出現了背負文字的神龜”（朱淵清著《周易探秘》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亢亮、亢羽既言“這種以馬身和龜背上的數字化的有序的星點排列，奇妙地對應着天象和大地的陰陽”的河圖洛書出於中國的黃河、洛水，又認為“中國古老的揭示天的河圖，揭示地的洛書，都有明確的表徵。河圖錄下的是，宇宙氣旋的旋臂。洛書反映的是氣在大地上運行的S形、8字形軌跡”（亢亮、亢羽著《風水與城市》1頁、83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提2月第1版）；顧頡剛先生說“河圖不知是什麼東西，也許是黃河的圖，也許是河中找出來的一塊玉石，上面有些圖畫的紋理的”（《古史辨》第7冊（中），2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袁軻先生猜想說“河圖：治水地圖”（袁軻《古神話選釋》303頁注釋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趙國華先生認為河圖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魚祭祭壇布局圖即今傳洛書圖（趙國華著《生殖崇拜文化論》133—13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或以古代神話故事為史實，或脫離易學背景胡亂猜測，或則牽強附會以逞已意，都遠離易學中河圖、洛書圖式的實際。

2004年9月3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在人民大會堂“2004年文化高峰論壇”做了題為《〈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的報告，其中論及《易經》對中華文化的消極影響，在海內外華人圈中引起很大反響，在學術界也引起一場爭論。楊先生這個報告也存在一些易學方面的基本問題。他說：“《易經》大家知道是中國非常古老的一個文獻，據說是夏朝已經有了最早的《易經》叫連山，商朝有了比較晚一點的歸藏，都失傳了。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易經》是西周時候的周易。”“《易經》”，一般是指《周易》古經即按“乾、坤、屯、蒙……”次序排列的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辭；也有人將《周易》古經和儒家所作《易傳》合稱為“易經”，而僅將《周易》古經稱為“《周易》”。無論哪種叫法，都不能將夏朝的《連山》易稱為“最早的《易經》”：《連山》、《歸藏》、《易經》（《周易》），三易名稱不同，卦序不同，所表述的思想文化內涵也不同；《易經》特指“周易”，而不是泛指古代易學、易著。楊先生又說：“如果問《易經》是怎麼形成的，以下這個說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國發展了占卜，因為要對占卜作系統性了解就發展了卦符，所以六十四卦都有卦符。”這個說法顯然是接受了流行於中國學術界關於八卦起源中的一種觀點即八卦起源“占卜論”，但它是沒有依據的。楊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里有歸納法而無推演式的思維方法，這都跟《易經》有密切的關係，也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生的原因之一。說《易經》和中國傳統文化里沒有“推演式的思維方法”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其一，利用《易經》占卦、判斷吉凶並發展起來一系列“預測”方法、系統，主要就是一種推演法，這一點在楊振寧教授作報告后已有易學界人士指出。其二，《易傳》所言宇宙生成體系“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其思維方法也是推演式的；邵雍和朱熹等人認為“六十四卦”之後還可以繼續按“加一倍法”發展下去，生成一百二十八卦、二百五十六卦等等，以此理解太極生八卦及宇宙萬物的由來，這思維方式也是推演式的。其三，眾所周知，易學中最重要的觀念之一就是“人人有太極，物物有太極”（朱熹語），乃至將陰陽五行八卦推及於萬事萬物。古代醫學、軍事、政治、物理、天文、化學（煉丹）、音樂等等學科與易學相關都是在此思想背景下發生的，當然很明顯這是一種“推演式的思維方法”所導致。可以認為八卦六十四卦的產生與歸納法相關，其後則不缺推演法。楊先生又說：中國古代的“天一合一”觀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內外一理”等“起源於易經每一卦都包含天道與人道在內，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說“天人合一”觀念起源於《易經》，這是顛倒了二者的關係：在古人眼裡，易象、八卦來源於對天地日月、世界萬物的觀察和模擬；八卦、易學雖是“天、地、人”三才之學，但它們絕不會先於天地萬物而存在，而只是古人據其對天地日月、世界萬物的認識而擬構，所以“天人合一”觀念必在先，八卦學理必在後。楊先生又假設漢語、漢字的單音是受了《易經》的影響，古文“力求用最少的詞表達出最多的意思。這種審美觀念應是易經的濃縮化精簡化的申延”。這些看法也不能說是有依據的：即使將《易經》卦爻辭斷定為文王、周公所作，但它的年代也不會早於商周甲骨文、金文，而無論單音或用詞省儉的特點，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金文而不是《易經》。據筆者理解，中國早期文字的載體主要是甲骨、青銅器、簡櫝，刻鑄不易，這可能是形成漢語單音及古文用詞省儉特點的原因之一。

楊振寧作《〈易經〉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報告之後，在學術界引起很大的反響和爭論，有人認同，也有人批評。在學者們的討論中，仍然隨處可見有關《易經》八卦方面的常識性、知識性錯誤或者有欠嚴謹、科學。這裡以《文匯報》發表的兩篇文章為例：浦家齊先生的文章《〈易經〉與傳統文化的檢討》（《文匯報》2005年3月26日）我認為談得非常好，大體上完全認同其基本觀點，但有關《易經》的一些說法，是值得商榷的。該文說“在中國古代的重要經典中，唯有《易經》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對自然科學影響較大”。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另一部同樣重要的經典《老子》也以對宇宙萬物的思考和認識而著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老子》宇宙生成觀。浦文又說：“《易經》中的太極圖只含陰陽二儀，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易經》中是沒有太極圖的：古今都有學者認為太極圖來自遠古伏羲時代，但《易經》中是沒有太極圖的，至多只能說二者是有關聯的；今日易學界的主流學者如朱伯昆、李申等，他們認為太極圖、河圖洛書等易圖都是對易學中有關理論、觀念的圖解，遠遠晚於《易經》而產生。浦文又說：“《易經》後來按照道教的需要進行了全面的詮釋，成為道教教義的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這個說法也是不符合實際的：歷史上對《易經》進行全面詮釋，從孔子和先秦儒家作《易傳》開始，基本上都是儒家或在儒學的背景下進行的，而道教並沒有對《易經》進行全面詮釋。自東漢魏伯陽開始，易學中的一些觀念、道理、術語被引入道教教義、煉丹和養生學中，但談不上對《易經》進行“全面詮釋”；宋、明理學繼承了一些道家、道教的東西，但它是按儒家的需要而不是“道教的需要”而對來自道家、道教的東西作了改造，當然它們更沒有成為“道教教義的組成部分”。據呂紹綱先生和筆者研究，《老子》思想、道家易、道教易上承殷易《歸藏》，而與《周易》、《易傳》、儒家易學各是一路，宋、明易學才是二者合流，但應是儒家接受了道家、道教中傳出的一些東西（呂紹綱《〈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經嗎？》，《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王先勝《綿陽出土西漢木胎漆盤紋飾識讀及其重要意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2期）。江曉原先生在《〈周易〉與科學沒有關係——兼論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問題》（《文匯報》2005年3月26日）一文中將“《周易》、陰陽、五行、八卦、星占、煉丹、風水之類”均稱為方術是不當的：雖然《周易》、陰陽、五行、八卦均與方術發生關係，但以“方術”概言之是錯誤的。該文又說：“《周易》體系，原是中國歷代學者持續不斷地參與建構的一個數字神秘主義體系”、“《周易》作為古代數字神秘主義體系，它恰好有符合二進制的地方，這並不能便它因此就具有‘科學’的身價……”。說《周易》是古代“數字神秘主義體系”是一個常識性錯誤，因為其核心和基本構成《周易》六十四卦與卦爻辭均不是“數字神秘主義體系”，六十四卦符號不是數，與二進制可以聯繫的也不是《周易》六十四卦序，而是邵雍先天易、伏羲六十四卦圖。

陳忠來先生說：“象最早的巫卜八卦及其演繹出來的八八六十四卦，也不過是用來判斷吉凶，教人避害趨利……”（陳忠來著《太陽神的故鄉——河姆渡文化探秘》216頁，寧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蔣書慶先生說：“殷周數字卦符號的發現，說明八卦符號及其起源的確與記數方式有關，也說明伏羲畫卦由數起的傳說是可信的”（蔣書慶著《破譯天書：遠古彩陶花紋揭秘》411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月第1版）。李零先生說：雙古堆漢簡《易經》和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同時也證明，傳本《周易》以“——”表示陽爻，以“— —”表示陰爻的做法，實際與以往的各種推想和猜測無關，它只不過是“——”和“八”兩個數字符號的變體而已（李零著《中國方術考》242頁，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馮時先生說：“易卦不僅從原理上講是本之筮數，而且就連書寫形式也與古代數字無異”，認為“畫卦實為布數之為”；又說：“可以肯定的是，今本《周易》的陰陽爻卦畫乃由數字演變而來，這說明，由於文明的發展使得筮算價值的的降低，或者演式一類風氣的盛行，都可能使數字爻與陰陽爻卦畫最終合流”（馮時著《中國天文考古學》366頁、39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認為八卦起源於巫卜、數卜、記數符號或殷周數字卦，這些認識廣泛流行於學術界，但是通過對相關材料和認識的分析可知，這類認識都是不能確證的，可以認為是無根無據的（王先勝《八卦起源占卜（數卜）論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界的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這類似是而非的觀念和認識，或者在面臨相關或可能相關的考古材料時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因而繼續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和認識，舉例而言：

逄振鎬先生說：“八卦的起源當與龜卜有關，而龜卜最早始於東夷人，是東夷人的發明創造。”但是他對此並未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證。其論述過程云：“《寰宇記》云：‘伏羲於蔡水得龜畫八卦之壇’。《易?繫辭》亦云：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於文（紋）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文，即紋。龜亦屬鳥獸之類’。‘觀鳥獸之文’，即觀察龜背甲之紋樣，‘始作八卦’，畫出八卦之圖。如此，則伏羲畫八卦當與龜、龜卜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又云：“從大汶口文化時期起，東夷人可能已把龜和龜甲作為一種通神靈、知吉凶、未來先知的宗教神物而隨葬於墓葬之中，成為一種埋葬習俗。大約從這個時期開始，龜甲可能就已經作為宗教占卜的龜卜而使用。直到龍山文化時期許多卜骨的出現，殷商時期大量卜甲卜骨的發現，都是一脈相承的。可見，原始八卦的起源，當起源於大汶口文化時期”（逄振鎬《論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伏羲於蔡水得龜畫八卦之壇”為中國古籍中眾多類似神話資料之一且年代屬於較晚近者，不可據信；釋“觀鳥獸之文”為伏羲觀察龜背甲之紋樣而畫出八卦之圖，也屬牽強附會。故論八卦起源與龜、龜卜有關實為無據。殷商時期卜甲卜骨雖然與史前時期墓葬龜甲及卜骨有文化上的承傳關係，但無論殷商甲骨或史前甲骨都非八卦之源，既無學理上的支持也無考古證據。逄先生對大汶口文化出土鏤雕象牙梳雕刻圖案的釋讀有開創之功，也有可取之處，但尚沒有切合該圖案的實際，如將15組三畫線紋構成的“8”形和“S”形都視為“S”形是其疏漏，故其對該圖案的釋讀和理解也未能深入（逄振鎬《論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張得水先生說：“如果說賈湖裴李崗墓地出土的刻符龜甲、龜腹石子屬孤例的話，那麼山東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隨葬龜甲再一次證明了當時已經出現卜卦。”又說：“八卦說到底也就是一種卜筮文化，其中龜卜是其重要的占卜方式……尤其是安徽含山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發現的八卦占盤與玉制龜甲同出一處，證明龜卜文化與八卦在新石器時代就存在着直接聯繫。同時也說明，八卦起源於巫師的卜筮活動”（張得水《新石器時代典型巫師墓葬剖析》，《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張忠培先生在多篇文章中稱史前墓葬龜甲及含山凌家灘出土刻紋玉版為“卜卦器具”、“占卜器具”，如1997年論大汶口文化墓葬龜甲為卜卦器具（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稱“含山凌家灘伴出鉞和占卜器具的M4隨葬品豐富……”（張忠培《中國古代文明之形成論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1998年說“凌家灘M4隨葬的玉質卜卦器具……”（張忠培《中國考古學世紀的回顧與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2000年又稱大汶口文化、裴李崗文化賈湖遺址的墓葬龜甲為“卜卦器具”（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這些說法都是將史前墓葬龜甲及凌家灘出土刻紋玉版（張得水先生所稱“八卦占盤”）視為占卦器具，而且認為八卦起源於占卜，但它們其實都是沒有根據的。張忠培先生在《窺探凌家灘墓地》一文中引述了三個方面的依據以證其觀點：一是俞偉超認為含山玉版是卜卦器具，二是張忠培自己對大汶口文化墓葬龜甲的認識，三是有關學者對賈湖墓葬龜甲的認識（張忠培《窺探凌家灘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關於大汶口文化墓葬龜甲，張先生引述了他自己的討論：“至泉護村遺址西陰文化遺存二期之時，在大汶口文化劉林期及與其相關文化的居民，已存在卜卦。依定年代較晚的含山凌家灘M4出土的玉龜為卜卦器具之說，似乎亦可將大汶口文化劉林期的一些墓中隨葬的龜甲視為和玉龜功能相同的器物”（張忠培《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轉變》，《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依據的仍然是俞偉超先生對凌家灘出土玉龜甲及玉版的認識。關於賈湖出土龜甲及目前所知史前墓葬龜甲，目前尚無證據或依據能夠說明它們是用於占卦；即使它們用於占卦，其前提也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不是證明八卦起源於占卜、龜卜、數卜（王先勝《八卦起源占卜（數卜）論分析》）。因此下面我們考察一下俞偉超先生對凌家灘出土玉龜甲及刻紋玉版的研究和認識，看這種“得到學術界的認同”（張忠培語）、為“卜卦器具”的意見是否正確。

俞偉超先生說：“這件玉龜甲，應當是一種占卜用物。所以作出這種推測，一是在於其形態的功能分析，二是在於龜卜在我國古代曾長期存在的事實”。因為玉龜背、腹甲不僅中空，而且有可供穿繫繩索加以固定的鑽孔，所以俞先生推測：“要把兩半玉龜甲合合分分，應該是為了可以多次在玉龜甲的空腹內放入和取出某種物品的需要。即當某種物品放入后，人們便會用繩或線把兩半玉龜甲拴緊，進行使整個玉龜甲發生動蕩的動作（例如搖晃），然後解勸開繩或線分開玉龜甲，倒出並觀察原先放入的物品變成什麼狀態？”由於商周時期龜卜成風，所以俞先生認為凌家灘玉龜甲也是“占卜用物”。進一步推測：“凌家灘遺存的龜卜方法。大概是先由巫師（或祭司）當眾口念占卜的內容，然後在玉龜空腹內放入特定的物品，固定玉龜，加以搖晃，再分開玉龜，傾倒出放入的占卜物品，觀其存在的形式，以測吉凶。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最早期的龜卜方法”（俞偉超《含山凌家灘玉器和考古學中研究精神領域的問題》，《文物研究》總第五輯，黃山書社1989年9月版）。玉龜空腹內放入什麼物品呢？據發掘簡報，玉龜和刻紋玉版出土時的情形是這樣的：二者均放置於墓葬死者的胸部，玉龜腹甲在上、背甲在下，玉版被疊夾在背、腹甲之間（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新時期時代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4 期）。但是俞先生所說玉龜空腹內的占卜物品顯然不是玉版，因為玉版為長方形在玉龜甲內無論怎麼搖晃，它都不會改變形狀和位置。可以考慮玉龜甲內放置賈湖和大論口文化墓葬龜甲中那種小石子或類似物品，但其占卜法也不證明八卦起源，上已述及。關於刻紋玉版，俞先生推測其周緣的鑽孔“暗示出玉牌本是縫和釘在另一個物品上的”，但玉版的含義是通過上面的刻畫圖案表現出的：他認為其中心的八角形圖案是太陽的象徵；其外圍一周的八個圭形箭標，俞先生稱為“樹葉形圖案”，為社樹即社神的象徵，用來表現“八方的土地”。所以玉版“整個圖案是在表現天地的總體，即是宇宙的象徵。在五千多年以前，這當然不可能是一種科學概念中的宇宙的描繪，而只能是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的象徵。整塊玉牌也就是一個被崇拜的神像”（俞偉超《含山凌家灘玉器和考古學中研究精神領域的問題》）。俞偉超先生認為（推測）凌家灘出土玉龜甲為占卜用物，玉牌為“一種崇拜物”，整篇文章都沒有說它們是卜卦器具或與八卦相關。可見“得到學術界認同”的凌家灘出土玉龜甲及玉版為卜卦器具一說純屬子虛烏有，張忠培先生及學術界其它相關認識亦屬“空中樓閣”。

馮時先生認為“含山玉版中央布刻雙圓象天，外廓方形象地，側呈拱形以象天穹”。其形類於由天、地兩盤或天、地、人三盤組成的古代式盤太一式、六壬式或遁甲式，“天盤與地盤尚末分離，表現了比較原始的形式”，而玉龜背、腹甲皆有表示北鬥鬥魁或極星的鑽孔，“玉龜既列太一神，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本應在演式時與玉版配合使用，用以定建八方，行運九宮”。那麼含山玉版及玉龜甲作為演式器具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馮先生說：“古人運式時地盤不動，只轉天盤，使之與地盤上的方位與時辰相配，而天盤的旋移方法則完全仿效太一行九宮的次序 。含山玉版雖天、地盤尚未分離，但太一神卻是獨立的。太一神在九宮中到底怎樣循行呢？偉統的做法是從坎宮（一宮）開始，自此而入坤宮（二宮），又自此而入震宮（三宮），又自此而入巽宮（四宮），所行過半以後，還息於中央之宮（五宮）；然後又自中宮入乾宮（六宮），又自此而入兌宮（七宮），又自此而入艮宮（八宮），又自此而入離宮（九宮）”即鄭玄注《易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法”（馮時著《中國天文考古學》387頁、389頁、39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馮時先生雖然對含山玉版與古代式盤在形式、內容上作了多方比較、探討，卻始終未能說明含山玉版作為“原始式盤”用於演式到底是如何操作、應該或可能怎樣操作。不僅如此，其論述也有諸多可疑和值得商榷之處；其一，古代式盤用於演式時撥轉天盤以便在地盤上確定方位、時辰是最基本的操作；含山玉版卻沒有相應的設施和動能，即使與玉龜甲相配合也是如此。其二，鄭玄“對太一行九宮”的註解極其荒謬，是對古代“太一行九宮”學說的誤解和亂解（王先勝《中國國學大師之馬失前蹄》），故在此基礎上去理解含山玉版、判斷其為原始式盤是不當的。其三，古代式盤含有洛書、九宮內容，但是不能據此認為新石器時代含有洛書、九宮內容的含山玉版也是式盤，就象八卦在夏、商、周三代用於占筮，但是不能據此認為八卦即起源於占筮一樣。其四，即使含山玉版為式盤，也不能據此認為洛書即為式圖。所以馮時先生說；“洛書的本質乃是最原始的式圖”是沒有依據的，至於說含山玉版“太一、六壬之類尚未分離之前古式盤的一種原始形式”，其“具有的時占性質已不言自明”（馮時著《中國天文考古學》393頁）也是依據不充分的。

為什麼要嚴謹、認真對待及運用太極八卦和易學基本知識？簡單地說：因為它很重要，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文化中影響廣泛深遠，甚至可以認為它們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文化之根源和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如果說簡單地稱《易經》、太極八卦為中國文化之根源、“易道廣大，包羅萬象”不太符合實際的話）。這個判斷不僅從歷代易家、易著之認識可以得證，從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各門學科與太極八卦、陰陽五行、易學思想之關係可以得證，而且從上述所引資料、研究亦可窺探。更簡潔地說，作為中國文化主幹的儒道兩家乃至先秦諸子百家均受到易學、易道的深刻影響是沒有疑問的。既然如此，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就不能不認真、嚴謹地對待易學問題，這是不能迴避的，也是不能簡單化處理的。要探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之謎，可以說隨時隨地都可能碰到易學問題；引述《易經》、太極八卦問題以證自己觀點或者彰顯中國古代文化、傳統文化之淵深、博大、輝煌，也是學人們常乾的事，如前述有關著作所涉及。不嚴謹、認真對待易學基本知識，既不能彰顯中國古代文化、佐證自我觀點，更無法揭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之謎，使歷史、考古研究深入下去。故有必要倡導中國學者嚴謹、認真對待太極八卦問題、易學問題。

筆者曾經指出“當代中國易學研究與考古學、考古資料基本上是隔離的”，易學家對考古材料了解甚少尤其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及考古資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考古界的學者“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學方面甚至不接觸易學或在易學方面沒有較詳備的知識和較深入的認識，因此他們常常錯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易學資料或不能依憑考古資料在易學研究上深入下去”，認為“對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來說，易學（特別是象數易學）及與之相關的遠古天文曆法研究、史前文化傳承方式研究顯然是一個關鍵環節，易學介入考古，是雙方面的需要”（王先勝《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秒——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也曾經建議“中國的考古家特別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學者要補上易學特別是象數易學和古代天文曆法這一課；中國的易學家應該將主要精力轉向於研究考古材料，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特別是史前考古、史前歷史文化研究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並解決《易經》八卦的起源、流變問題，以利於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養”（王先勝《“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細思量》，《社會科學評論》2005年第1期）。這裡有必要再作強調：中國先秦時期歷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歷史和文化研究與易學之關係至關重要，前者的突破有賴於後者，而《易經》、太極八卦、陰陽五行、河圖洛書的真相揭秘也有賴於對史前考古材料的認讀和研究，二者互相制約，也互為因果。伏羲畫卦、神農《連山》易、黃帝《歸藏》易、“三皇五帝”得河圖洛書等等，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為核心內容，因此研究中國傳說時代、史前考古、史前歷史和文化不能迴避這些問題，也不能作簡單化處理，考古學家不能不懂太極八卦和易學的基本知識。

俞偉超先生研究凌家灘出土玉版和玉龜甲，文章的題目就叫《含山凌家灘玉器和考古學中研究精神領域的問題》，認為“以為考古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是甚至僅僅應該是物質文化”，這種看法不妥，是我國考古學界長期存在的“一種非常片面的看法”。他說：“五十年代的中國考古學，當然是以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考古學研究為基礎而開展起來的，也就是以歐美的考古學的方法和理論為基礎而開展起來的。但當時的政治環境是‘一切學蘇聯’，從而一方面是很快就把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提高到了探索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另一方面卻長期以為考古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是物質文化。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矛盾。物質文化當然不包括人們的精神活動和社會關係，而要探索古代歷史進程的規律性，又豈能不涉及精神活動和社會關係？”告誡我國廣大考古工作者“首先應該從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要宗旨的思想包袱中解脫出來，多花些精力來研究考古學資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動方面的問題。走出了這一步，人們就會感到原有的方法是多麼不足……”。這些認識無疑是很有見地的。張忠培先生《窺探凌家灘墓地》一文，當然也是在這方面的一種努力。可惜兩位著名考古學家都不懂太極八卦，欠缺這方面的基本知識，致使對含山玉版、玉龜甲、史前精神文化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沒能深入下去。 ( 王先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