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Jesuit Missionaries' Figurism-oriented Interpretation of Yijing

　　【作者簡介】楊平(1964-)，男，湖北黃岡人，浙江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典籍翻譯，《易經》翻譯與傳播
 

　　【內容提要】 索隱法原本是指在《舊約》中找到耶穌基督顯靈及其意義的線索，後來被來華耶穌會士借指在中國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經》中尋找《聖經》和基督的印證。索隱派成員通過分析漢字來進行基督教化解讀，把中國典籍中的人物與基督教人物進行類比，將《易經》卦象與上帝神聖啟示結合起來，同時還把《易經》編年史歸於《聖經》的編年史之下，確立中國的經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由此確立了《易經》乃至中國文化對外詮釋和傳播的一種富有創意和成效的方式方法。

　　Figurism originally refers to looking for clues about Jesus Christ's presence and power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nd later it was borrowed by Jesuit missionaries to search for evidence about Jesus and the Bible in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particularly in Yijing. Through analyz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Christianized way, these missionaries compare the figures in Chinese ancient documents to the figures in Christianity, combine the images in Yijing with Gods sacred revelation, and draw the chronicles of Yijing under those of the Bibl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oherence between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and Christianity, by which a creative and effective means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Yijing and even the entire Chinese culture to foreign countries was also established.

　　【關 鍵 詞】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索隱法/詮釋Jesuit missionarie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figurism； hermeneutics

　　引言

　　“索隱法”或“索隱主義”(Figurism)有時也被漢譯為“符象論、形象派、尊經派、易經派”等，是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一個奇特的思想體系，其核心是異邦文化中包含了基督教的啟示信息。它本來是一種關於作品中的形象的思想，後來意味着在中國的文學作品或經典著作中找到可以證實基督教是真理的符碼結構。“索隱法”最初是基督教響應猶太教和其他宗教及哲學的責難，而試圖將基督教與他者聯繫起來的一種努力，特別是為證明《舊約》是對《新約》的預表，而努力在兩約之間尋找對應的類型文字，因此可被稱為《聖經》類型學(Biblical Typology)。索隱法詮釋《聖經》有三種途徑：(1)類型學解讀(Typological exegesis)，目的是在《舊約》中尋找揭秘《新約》的隱含意義和諸種神跡。(2)古代神學(Ancient Theology)，即設想在猶太-基督教文本之外的“教外聖賢”身上可以發現神聖的上帝啟示。(3)猶太-基督教的神秘教義(Kabbala)，它作為對猶太理性教派和塔木德宗(Talmudism)的一種反叛，其目的在於揭示《聖經》的隱含意蘊①。

　　索隱法西方早已有之，但將此法用於解釋中國文獻和傳統，則主要得力於耶穌會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及其追隨者，其基本傾向在於從中國古籍尤其是《易經》中尋找基督教及《聖經》的遺迹。用這種方法探討猶太-基督教與漢語言文化之間的關係，就是漢語索隱法，而試圖從《易經》中找到基督教人物、事迹和教義的方法就是《易經》索隱法。有關明清傳教士的《易經》研究以及耶穌會傳教士針對中國古籍的索隱法研究，國內外學者進行了一些探討②。白晉等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尤其是《易經》進行了開創性的索隱法研究，本文將耶穌會士在康熙年間從事的專門針對《易經》的索隱法解讀稱為“《易經》的索隱法詮釋”。

　　一、索隱派對《易經》的索隱法研究

　　所謂“索隱派”(Figurists)，是指在華耶穌會士中以白晉為首的力圖從中國經典中發現《舊約》事迹與人物的一小派，成員以法國人為主。索隱主義是一種對中國古書的解釋體系，其基本立場是基於《聖經》的世界觀和人類歷史觀，即世界上所有現存人類都是大洪水以後誕生的諾亞(Noah)的子孫，以此為標準，索隱派把中國歷史上的“洪水”與聖經中描述的洪水聯繫起來，認為中國人是諾亞之長子閃(Shem)的後代，中國人長期以來保存着族長們的古老傳統，並且更進一步將中國歷史上古代皇帝和英雄們同耶穌基督救贖人類的“形象”和寓言相對應，甚至相信中國人的神話中可以找到撒旦(Satan)和亞當(Adam)的模型③。

　　索隱法的淵源可以上溯到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利氏在《天主實義》中就多次指出天主教與中國經典所含法則之間的聯繫，其焦點在諸如上帝的存在、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和保全者、靈魂的不朽和上帝對人類善惡行為的賞罰這類題目上。後來的耶穌會士大多遵循此道，力求從中國古籍中尋找能與天主教義相印證之神跡。利瑪竇認為宋代理學家誤解了中國的經典著作，因此未來理解儒學必須追本溯源，也就是說要依據原始經典。白晉、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傅聖澤(Jean Francoise Foucquet，1665-1741)、郭中傳(Jean-Alexis de Gollet，1664-1741)等傳教士作為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特使被差遣到康熙王朝，將漢語索隱神學發揮到極致。白晉等耶穌會士學者的索隱神學認為，中國歷史、經典、文字不但與基督教相通，而且它們都是猶太-基督教上帝的啟示。

　　索隱派的理論可以看作是耶穌會士在華調和策略的新發展。調和策略的理論基礎在於確立基督教和儒家傳統的一致之處。利瑪竇從儒家傳統文本中引經據典，意在說明古代中國人崇拜的“天”和“上帝”正是基督教信奉的獨一無二的真神，基督教不僅與儒家思想沒有抵觸，而且是上古純正的儒教傳統的完美體現，因此可以起到“補儒”的積極作用。索隱派首先通過解析漢字筆畫而宣稱其中蘊涵著基督教的奧義，一些簡單的字形和筆畫被賦予特定的神學含義：如“、”指上帝，“一、二、三”指三位一體，“人”表示耶穌基督，“十”表示十字架，“口”指宇宙，“丄”指天堂、天等。他們進而又認為《易經》的卦象是基督教真理的數字化表現，最後發展到從中國各種文獻中搜集有關“道”的描述，以論證“道”就是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

　　白晉於1688年來到北京的皇宮並成為康熙皇帝(1662-1722在位)的老師，教授數學、物理、天文等學科知識。他很快對《易經》產生興趣和崇拜，並與康熙“日講《易經》”④。儘管有很多傳教士覺得《易經》只是迷信之作，白晉卻對此書評價很高，認為它“蘊含了中國君主政體的第一個創造者和中國第一位哲學家伏羲的(哲學)原理”⑤。康熙想用《易經》來證明“西學中源”說，委託白晉來研究其內在的含義。白晉的索隱神學著作主要有：1699年之前，他寫了《天學本義》(拉丁文名為Observata de vocibus Sinicis Tien et Chang-ti，直譯為《關於華人的“天”和“上帝”兩個字的觀察》)，1707年他寫了《中國古籍中出現的三位一體的奧跡》(Essai sur le mystere de la Trinite tire des plus anciens livres chinois)、《古今敬天鑒》(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1707年自序，僅有抄本)和《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⑥。1712年他用拉丁文寫了《易經釋義》(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m)(該抄本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闡述了世界的三種狀態：完滿、墮落和拯救，並在此前提下發現了隱藏在《易經》里的“自然神學”。有關他《易經》研究的一些著作可從梵蒂岡圖書館找到。白晉提出了三個命題：中國人信奉的哲學中沒有任何內容與基督宗教律法相違背；“太極”即上帝，為萬物之源；《易經》是中國人最上乘的道德與自然哲學教旨之濃縮⑦。白晉認為，《易經》所有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種象形和象徵寓意的哲學思想。有兩種象形符號，一種是自然的，反映造物主榮耀的，在《易經》里被稱為是“萬象”；另一種是科學的、數學的，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數字化表現。白晉據此把《易經》的教義分成內在意義和外在意義兩個部分：內在意義是導向上帝的真理，外在意義是掩蓋這些真理的象數。⑧

　　傅聖澤於1711年被上諭召至北京幫助白晉研究《易經》，時間長達六年之久。他承襲白晉的索隱手法，試圖證明《易經》是真神傳給中國人的玄秘經典。現存關於傅聖澤索隱神學的最早著作，是一封他於1709年寫給馬若瑟的長信以及論文《論堯至秦所謂統治中國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 aux Tcin)。另外有關手稿有九十篇，書信六百三十一封，他所刊布的西文數據、傳記、專著、論文及中文和日文資料，魏若望(John W. Witek)在其傳記書中有詳細列舉。經過多年的哲學思索之後，傅聖澤總結出三條索隱主義原則：第一，中國古代文獻源於天啟，也就是說它們來自“天”，來自“上帝”，因此它們的來源就是神性的。第二，這些奧義書中的“道”這個字表明着永恆的智慧，即天主教崇拜的上帝。第三，“太極”一詞代表了相當於“上帝”和“天”的一般意義上的“道”。⑨傅聖澤還說，伏羲是第一位聖人故而是所有聖人之首。《易經》是五經之源，則與五經相類的諸家學說亦可因此而得到正確的解釋。⑩

　　馬若瑟坦言，對中國典籍的疏證和撰述，目的是要使世人皆知：基督教與世界同樣古老，中國創造象形文字和編輯經書之人，必已早知有天主。《詩經》之譬喻，《易經》之卦爻，咸加利用，以備傳教之引證。(11)馬若瑟的索隱派立場：一是以《易》為諸學之本原，“聖人之心在經，經之大本在《易》”。二是認為先秦儒學之“真道”隨着孔子之死而衰微，漢代經學大盛，異端之說乘隙蜂起，佛道二教是壞亂儒家真道的根源。三是祈求“黃天上帝”眷佑中國，以“天學”來補足先儒真道之“缺廢”。(12)1725年馬若瑟發給法國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關於中國書籍和文字的一篇論文——選自梅爾希奧·達拉·布列加譯自易西斯女神腰帶的一封信》(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ers et les livres de Chine，tiree d'une lettre au R. P. de Briga, Interprete de la bande d'lsis)，其中附有隨船教士魯約(Rouillot)對該文的質疑及馬若瑟的辯護文字和一篇辯護文。《象形字典文稿》(Draft of a hieroglyphic dictionary)則從漢字來討論索隱神學(13)。《中國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條之遺迹》(Selectae quaedam vestigua prae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ae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也稱《中國經書古說遺迹選錄》，拉丁文本)現藏於巴索郵政圖書館。《易經理解》(Notices critiques pour enter dans l'intelligence de l'Y King，也稱《經書理解緒論》，二開手寫本，共98頁)，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法文編號12209號，書有三篇。此手稿僅有一篇。它詳細分析了六十四卦的前兩卦。《六書實義》則是寫給博學華人的中文著作，重在分析象形文字的表意功能，流露索隱本質，內容更集其漢字托喻之大成。另有《怎樣應用五經及解決其中的問題》、《天學總論》和《經傳眾說》等。(14)

　　二、索隱派對《易經》的索隱法詮釋

　　《周易·繫辭上》云：“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疏：“索謂求索，隱謂隱藏。”由此可見，中文“索隱”一詞不僅說明其解經路數，而且也表明《易經》為其研究首要之文本。索隱派認為，只有用索隱方式解讀古經，才能返回正道，理解神啟。漢字本身是一套符號，蘊含獨特的宇宙觀。而《易經》卦象也在符碼中運作，為索隱派研究的核心。

　　索隱派對《易經》的宗教詮釋是基於如下幾個基本觀念：《易經》本身就是一部上帝的啟示書；夏、商、周並非真正的歷史朝代，而是救世主耶穌的神跡顯靈的表現；三皇五帝也並非真正的歷史人物，而是基督上帝的化身；從《易經》可以推算出世界的未來走向：從創世紀到道成肉身，從道成肉身到世界末日；(15)《易經》中的許多宗教和哲學概念，如天和上帝、太極、無極、太乙、道、理、陰陽等都與《聖經》中的上帝和聖靈聯繫在一起。

　　索隱派們試圖在《聖經》和《易經》中尋找契合的方式和方法很多。第一種方法是漢字字形分析法，也就是拆解中國漢字，利用漢字的象形和會意法來對漢字進行寓意和象徵性的解讀，以此來揭示中國古書中包含的基督教奧義和關於《聖經》中古老事件的記載。根據六書的傳統漢字造字法，耶穌會士較早用拉丁文Hieroglyphy來翻譯漢字的“象形文字”，把表述中國文字字形特點的方法理解為“神聖形象的描述”，認為其中隱藏着上帝的神聖啟示。白晉認為，伏羲是仿照天上的日月星辰創造了這些“神聖的符號”，它們反映的是上主和救世主對過去和將來規劃的奧秘，伏羲之所以選擇象形文字，為的是藉助占星術真實而又神秘的本質使人類形成對上主的愛和認識。(16)白晉在1701年11月4日致萊布尼茨的信中寫道：“太一”(大同一)這種表達方式和“上帝”這個稱呼是相一致的，這兩個詞都表示的是天主教中的上主；“大”表示“偉大”，“、”表示“統治者”，“一”表示“獨一”或“同一”，合起來的意思就是“獨一無二的偉大的統治者”。同樣，由“大”和“一”組成的“天”字代表的不是物質而是精神的天，也是“上帝”的意思。(17)白晉等人還把“天”分解成“二人”，就預示着第二個亞當即耶穌基督的顯靈，也代表上主聖三中的第二位即聖言與聖人的完美靈魂的結合。(18)他們又把“船”分解為左邊的“舟”和右邊的“八”、“口”，就表明中國人很早就知道了諾亞方舟，船上剛好搭載了諾亞的八名家庭成員(諾亞夫婦、三個兒子閃、含、雅弗及其配偶)，所以上帝把諾亞方舟之事啟示在這個漢字之中，中國人就是諾亞之子閃的後代。(19)同樣，“義”(義)被理解為“羔羊”(耶穌基督)披戴在“我”之上，使人“稱義”而聖潔。而“婪”則表明“女子”(夏娃)在兩個樹木(林)前的貪婪和被誘惑犯罪之事，暗指夏娃的原罪。

　　第二種方法是把《易經》等典籍中涉及的傳奇人物與《聖經》中的宗教人物進行類比。於是，中國之古帝即是《聖經》中之族長，“彭祖”相當於人類的始祖亞當，伏羲就成了《聖經·創世紀》中與上帝同行的先祖以諾(Enoch)，《易經》也就是《聖經·新約》末卷《啟示錄》中的一個片段。白晉將中國古代統治者和英雄們看做是《聖經》中的先祖們，認為堯和諾亞應該是同一個人，因為這兩個人在先祖列表上都排在第十位。(20)傅聖澤認為，伏羲之“伏”等於“犬”和“人”，也就等於犬頭人身的埃及古神阿努比(Anubis)以及奧爾菲斯、瑣羅亞斯特等上古聖賢。至於傳說中的遠古聖明君主堯(Yao)，應該是來自希伯來語彙中與它發音相似的“耶和華”(Yahweh)。(21)17世紀德國神學家喬治·霍爾恩(Georg Horn，1620-1670)試圖將中國皇帝比附與《聖經》人物而將中國的古老歷史納入《聖經》。他認為伏羲有可能是《摩西五經》中的亞當(Adam)，神農就是該隱(Cain)，二人事迹相似且名字有親密關係；該隱的兒子以諾與伏羲的繼承人黃帝的名字十分近似；從對堯帝的系列描寫來看則明顯就是諾亞。所以他的最後結論是中國古代史與《聖經》原本為一體。(22)索隱派耶穌會士們還從中國神話傳說中尋找與《聖經》的相通性，如女媧補天、黃土造人、大禹治水，以及姜源履巨人足印而生周人祖先後稷與聖母瑪利亞因聖靈感孕而生耶穌基督的相似等(23)。

　　第三種方法是將《易經》卦象與上帝神聖啟示結合起來，認為《易經》的卦象是基督教真理的數字化表現。白晉強調《易經》中伏羲八卦圖暗示着“陰陽”、“善惡”與“有無”等二元觀念。他認為卦圖陽爻“—”等同於“完善”，而陰爻“--”則等同於“不完善”，所以八卦圖的變幻莫測與《創世紀》中關於創世後人類存在善以致福、惡以致禍的多變命運相符合，伏羲以這種方式來宣揚上帝的原初律法，也是適應當時人類認識能力之舉。(24)白晉藉助乾坤二卦來解釋“王”字，認為“王”字就是由坤卦或乾卦通過一豎連接起來的，象徵的是救世主及其至高無上的權力。(25)傅聖澤指出，《四書》、《五經》都是隱喻，“易”字是耶穌基督的一個神秘的符號；《易經》中“卦”的短線可能各自表示一個數，每一個數都喻救世主的某種品德或奧秘，或者某一重要事件。(26)索隱派人士還把《易經》中的“既濟”卦和“家人”卦演繹成天道→地道→天道的基督教神學史觀，即：“既濟”卦被認為隱含了伊甸園時代沒有原罪的人類狀況(天道)，“家人”卦被詮釋為天使的背叛以及被造者的要做主人(地道)，然後又回到“既濟”卦，這次它所暗含的密旨是人子耶穌所承負的天道。(27)馬若瑟在《中國古籍之基督教主要教義痕迹》一文中講到，始祖從上帝那裡得知元聖(基督)救贖世人的道理，將之作為“家訓”代代相傳，后“恐口傳有失，故造書契以指之焉，畫八卦以象之焉，繫辭以斷其吉凶。”(28)索隱派人士還指出，“乾”卦中的三條實線就代表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即聖父、聖子、聖靈合成一體)論，而且乾卦本身就正是指上帝創造天地之神靈。卦五“需”，《象》曰：雲上於天，就只能是指耶穌基督救世主的榮耀升天。卦十二“否”和十一“泰”在他們眼裡就分別指被“罪惡所玷污的世界”和“通過基督道成肉身而拯救的世界”。(29)白晉等人還認為，《易經》卦象中包含着世界歷史發展的三個階段——最初上帝造人時的完美，後來人類和天使背叛上帝時的墮落，以及最後救世主的救贖，這與《聖經·舊約》里創世紀的觀念不謀而合。(30)

　　第四種方法是把《易經》編年史歸於《聖經》的編年史之下。早期傳教士的《周易》研究之中，也有從歷史角度對《周易》卦爻辭、歷史年代進行考證的學者，如馬若瑟通過《易經》卦爻辭史料考證，斷定中國紀年體古史比其他各國歷史的可信度高。但是傳教士們的考證與結論大多服務於其附會天主教或基督教教義之目的，非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31)諾亞洪水的時代早於中國文明是索隱派的基本立場之一。該問題不僅通過編年時代確定中西文化起源孰先孰后，而且還要回答這兩種文明的同源奧秘。索隱派認為，洪水過後，諾亞的兒子閃遷徙到遠東。閃將神啟奧秘帶到了中國，因此在中國上古典籍裡面充滿了隱藏着啟示奧秘的徵象與符碼，如先知的寓言、原罪的故事、天使的墮落，等等。白晉指出，伏羲(即以諾)仰觀天象，發現了許多未來重大事件的啟示，從而形成了《易經》文本。伏羲用的是比喻和象徵的手法來記錄這些神啟，所以該書被誤用來占卜，只有通過神啟的算術才能解讀其奧秘並且建立新的編年史。為此，白晉藉助於《易經》的“河圖”和“洛書”重修編年史，計算的是從《創世紀》到救世主再次降臨人間來救贖世界的七千年歷史。(32)

　　第五種方法是確立中國的經學與基督教的關係。白晉認為，在《易經》里蘊涵著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根基，該書是一個完滿的形而上學的體系，伏羲的卦以一種簡單和自然的方式體現了所有科學的原理。但是孔子出現以前，中國人看起來已經丟失了這些知識，必須重新發現這些古代中國人的真正的哲學原理，並且把中國人帶回到對真正的上主的正確認知那裡。(33)在白晉等耶穌會士看來，中國先古的聖人們就像《聖經》中的先知一樣早就擁有了對上主的認識，《易經》是促使中國人回歸上主的一條格外重要的途徑。索隱派們從《易經》和《春秋》所論述的“聖人”觀點，認為中國所有經典所指向的都是“那個人”(彌賽亞基督)。他們認為，像《聖經》乃歐洲人的文化根源(甚至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也都被看成是關於“救贖”的預示)一樣，《易經》乃中國文化的根本，一切的經典都是對其的注釋、說明和發揮。傳統儒家的詩、書、禮、春秋、四書，道家的老、庄、列，法家和雜家的韓非、鬼谷子、呂氏春秋、山海經等，都被視為《易經》之發展。甚至連《楚辭》里提到的昆崙山也與基督教的“樂園”聯繫起來。(34)所以在索隱派耶穌會士們的眼裡，中國所有的經學也都是《聖經》和基督教的詮釋和發揮。

　　三、索隱法的理據及其意義

　　不難理解的是，漢語索隱神學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評。首先，這種方法是以猶太教和基督教教義為前見(presupposition)來詮釋中國文化和歷史，這種生硬的比附難免牽強。其次，索隱派是選擇性和詮釋性翻譯(selective and interpretative translation)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未考慮反證。第三，索隱派邏輯是演繹而非歸納，從猶太教和基督教前提所推出的結論，使很多人無法接受。但是，正如芬蘭籍華人學者黃保羅所言，白晉等提倡漢語索隱神學，並非異想天開或者標新立異，其背後有悠久的傳統與合理性根據。以漢字字形的六書分析為例，為什麼索隱神學的“六書”被理解為荒誕不經的“拆字法”，而中國文字學家的分析就被認為是學術性的真理探討？這牽涉雙重證據和三重證據問題。現代詮釋學表明，所有論證都離不開論證者的“前見”。這種“前見”可能是錯誤的“偏見”，也可能是正確的文化人類學之想象力。因此，索隱神學有其合理性。(35)

　　索隱派發展這種詮釋體系的目的是使中國人主動徹底地皈依基督教。因為如果中國人認識到他們視為神聖的經典原來就是《聖經》的隱喻式表現，經典中原本就包含着基督教教義，那麼他們信奉基督就不會違背中國古訓。基於這種邏輯，索隱派宣稱中國人丟失了理解古書的鑰匙，而他們的使命是為中國人找回那把丟失的鑰匙。(36)以白晉和傅聖澤為代表的索隱派人士相信中國最古老的典籍(《易經》和《尚書》)里包含基督教義的象徵印跡，《易經》文本已經取代孔子教義而成為神聖智慧的來源。所以，他們強調，正如17世紀後期中國考證學者所指出的一樣，只有通過《易經》才能真正地重構中國古代文化的輝煌和真諦。(37)索隱法的體系建立在兩個基本假設上。首先，中國文字在最根本的本質上是象形的或神性的書寫，而基本的宗教真理就掩藏於其下。即使最有學問的中國人也不能徹底弄明白這些隱藏的真理，因為他們沒有揭示它們所需的鑰匙。其次，在中國經典中發現的事實並非如注經者所稱只限於中國歷史，而是評述了世界之歷史與起源的更具普遍性的材料。(38)這些書籍來自“天”並擁有一種隱藏在書寫它們的中國文字之下的了不起的教義，“天”和“上帝”完美地表達了基督宗教之神的名稱。索隱派們的目標是為中國人找回這把他們丟失了的，但理解這種了不起的、神秘的教義所必需的鑰匙。

　　德國學者柯蘭霓(Claudia von Collani)認為，以白晉為首的索隱派在《易經》的研究中採取了神學對比的方法，開創了中國典籍詮釋的一條嶄新途徑。儘管索隱的途徑對卦象的解讀顯得有些荒誕不經，但是對如何理解中國和中國人開闢了一個新的視域，也對神學的走向提供了新的參考。通過比較東西神話，索隱派們開啟了一種歐洲文化以外的思考方式，也重新審視人類對超驗的理解的方法。(39)美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指出，白晉等耶穌會士試圖把《易經》確證為早期基督教經典的思考似乎是毫無根據的，但是索隱主義的思想體系導致了歐洲對中國編年史的研究，激發了一大批歐洲作家的想象力，促使他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帶來了“早期漢學”的發展，並為18世紀晚期的第一批態度認真的、嚴謹治學的漢學家們奠定了基礎(40)。所以，耶穌會傳教士對《易經》的索隱法詮釋有其積極的意義，不僅對《易經》等中國經典的對外傳播指出了一條新的途徑，而且對跨文化交際和東西文明對話提供了一定的指南。

　　結語

　　索隱派在把中國典籍推向歐洲這一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介紹中國經典的耶穌會士中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儘管他們對中國經典的詮釋和研究方法並不是為了深化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是要證明基督教的普遍性和正確性；儘管其理論和方法顯得牽強附會和充滿偏見，其結論難以令人信服，但索隱派理論指出的基督教信仰和中國古代文化的相似之處，可以部分說明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和人類文化的某些共性因素。追求不同文化的契合是完全正當的和至關重要的，歸根結底，作為傳教士，他們只是中國文化的利用者，而非真正的研究者(41)。只是，我們很難把各種各樣的對文化的研究與對文化的利用完全區分開來，而且利用一種文化來為另一種文化服務也是客觀存在的和很有必要的。

　　耶穌會傳教士《易經》的“索隱法”詮釋對於《易經》在西方的傳播以及中西跨文化交流有着重要和積極的影響。雖然其解讀策略受到其他天主教會甚至耶穌會本身的批評與指責，最後還遭到羅馬教廷的制止，而且也不受中國學者的青睞，最終受到康熙皇帝的冷落，但是這種解經途徑是《易經》詮釋學以至文化傳播學的一種富有創意和成效的方法，古今中外的易學家們和典籍傳播者們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利用類似的方法來詮釋和傳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經典作品。為了使中國的經典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外漢學家、翻譯家和研究者們有必要改進和創新翻譯和詮釋的方式方法，使中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更好地為海內外讀者所理解和接受。  來源：《周易研究》(濟南)2013年4期 作者：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