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意識、創新意識、使命意識，均是從《易經》中得到的啟發，這些也正是領導者應有的特質。

    在日本，松下幸之助對中華國學的推崇與運用早已揚名。在中國台灣地區，也有王永慶對傳統國學智慧的佐證。究竟千年的國學智慧能夠給現代企業管理帶來哪些永恆的啟示？

台灣 國 立中 央大學教授馮滬祥，曾經做過蔣 經 國的秘書，和馬 英 九是留美同學。他早年獲得美國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中華兩岸和平促進協會會長等。他多年一邊傾注於對傳統國學的深入研究，現擔任北大、清華等名校客座教授；一邊學貫中西進行中西文化的對比，在哲學領域積澱頗深。

    《中外管理》近日特別有幸分享到了馮滬祥教授的精彩觀點。

    領導者應有的特質

    《中外管理》：您曾經講過，看待《易經》要有開放的心態，與時俱進。在今天，領導者最該從《易經》中學什麼？

    馮滬祥：我們平常所說的憂患意識、創新意識、使命意識，均是從《易經》中得到的啟發，這些也正是領導者應有的特質。

    憂患意識。孔子講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也曾強調：“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實際上，這就是告誡領導者應該高瞻遠矚，先天下之憂而憂，才能永葆競爭精神。在古代，一個有力的例證便是，周文王在黑牢中遭到迫害，卻仍能不懈奮鬥，推演易經，正是源於憂患意識。

    創新意識。《易經》第一卦是乾元，代表“天”生萬物的創造精神，到第64卦，即最後一卦，仍叫做“未濟”，代表永遠創新、不能停止的精神。這提醒領導者要能主動革新，勇於走在市場前沿，永不止息。

    使命意識。這正是孔子所稱的“天命”，代表每個人都有其天生所賦予的使命。松下幸之助就很欽佩這句話，他曾說過：“孔子不凡的力量即源自天命。”而松下幸之助對自己認定的天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要“幫日本脫離貧窮”，因其志向高遠，經營企業有方，最終成就了“日本經營之神”的地位。

    創新是不變的精神

    《中外管理》：《易經》的智慧對現代企業管理有哪些幫助？中國企業領導者應該怎樣靈活地將它運用於企業管理？

    馮滬祥：松下幸之助曾特彆強調“領導人不能受制於舊觀念”和“領導人必須有日新月異的構想”。這些觀點來源於孔子所稱讚的一句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是商湯刻在臉盆上的座右銘。

    如果領導者每天早上洗臉時，都能以此自勉“日新又新”，每天自我反省：是否比昨天進步？是否比上周進步？就能真正去不間斷地創新，這也正是《易經》中倡導的“窮則變，變則通”的創新精神。

《中外管理》：大家經常談創新，可是在現實中總是束手束腳。制約企業創新的障礙是什麼？領導者應該如何突破？

    馮滬祥：簡單地說，制約企業創新的最大障礙，就是束縛太多，條條框框太多，如此怎能去創新？

    個人認為，創新對領導者的最大挑戰，主要存在於心理層面，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自認權威被挑戰了；二是自認地位被動搖了；三是自認利益被削減了。所以，要突破創新的障礙：第一，本身要有胸襟，鼓勵創新，創造更多空間；第二，要有王陽明（明代哲學家）的“知行合一”精神，即知即行，創新是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能做到才行；第三，要能做到賞罰分明，凡實行者重賞，凡阻礙者重罰。

    《易經》的管理精髓

    《中外管理》：作為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易經》給現代企業領導者的思維方式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馮滬祥：第一是“創新”。孔子說：“生生之謂易。”譯成英文即應是“Creative Creativity”，實際上就是“創造性的創新力”。這就是說，要有創新創意、生生不息的精神。

    第二是“旁通”（extensive connection）。《易經》六十四卦，即32組旁通系統，代表《易經》很早就認識到，宇宙萬物之中，物物相關，環環相扣，息息相通。因此，企業領導者特別注重溝通，重視“旁通統貫”，亦即相互協調，不能自我為中心，並且上下一心，而不能上下離心。

    第三是“和諧”（comprehensive harmony）。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強調的是相反相成，而不是相反相鬥。這比西方所倡導的“為反對而反對”、相反相鬥的很多制度，要高明很多。這提醒企業領導者，要能以和為貴，目標一致，而不能搞分化，內耗內訌。

    《中外管理》：在您眼裡，成功的企業領導者應該具備哪些核心能力，使他能夠在企業中產生足夠的影響力？

    馮滬祥：從儒家來看，孔子在《大學》中講：“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實際上儒家強調，領導者自身一定要“修身”，才能以身作則，身教重於言教。這對企業首要的要求就是能夠正派經營，才不會有黑心產品。另外，儒家所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民”在企業中就是“用戶”，這是國學中的民本思想，“以民為本”，用在管理哲學上就是“以用戶為本”。

    從道家來看，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要求成功的領導者必須放下身段，如水一般，用低姿態到一線去，傾聽民意和心聲。這也就是老子所說的：“江海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所以我認為，成功的領導者，必定是成功的“傾聽者”，也是成功的“溝通者”。

    再看法家，管仲深具民族大義，能夠“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順利完成和平統一大業。對中國企業而言，一定要有民族精神，能以建立“民族品牌”為己任，更要以超越世界品牌為目標，才能真正使企業興盛與強大。

    學貫中西，國學最卓絕

    《中外管理》：現在，不少中國企業家深受西方管理大師思想的影響，甚至照搬照套。您怎樣看？通過對中西方哲學的對比性研究，您覺得哪些思想值得推薦給企業領導者學習？

    馮滬祥：中西文化不同、國情不同、背景不同，當然不能硬套。然而，很多西方管理大師的思想，其偉大之處其實也與我們的傳統國學相通。

    美國著名管理大師杜拉克就曾經強調：“管理的成功之道，重點在於去除隔閡，核心在於創新。”“去除隔閡”指的就是“溝通”，再加上“創新”，這正是《易經》的核心思想。

    在當代西方哲學中，也不乏有值得推薦的經典思想。比如：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是當代西方思潮重要的顯學，其中代表人物哈伯瑪斯（J. Habermass）所強調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和“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 Theory），對於企業領導者都是值得學習的。因為，通過“批判理論”，可以不斷自我反省，檢討哪些應該尋求變革；通過“溝通理論”，應該加強與員工的溝通、與客戶的溝通。這些都是最有價值的領導智慧。

    今天，西方管理大師或成功的企業家，基本上汲取了這兩大理論的精華。可見，中外企業的成功之道，均可從中華國學中找到相同的基因。來源：中外管理網 作者：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