潔靜精微，弘易育德——劉大鈞教授訪談錄

　　劉大鈞教授簡介：

　　劉大鈞（1943-），山東鄒平人，現為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周易學會會長，《周易研究》的創辦人、主編。長期致力於中國傳統易學研究，以弘揚大易文化為己任。在治《易》路數上，主張在新的歷史文化視野下超越傳統的象數義理兩派之爭，堅持象數義理兼顧，探尋易學的整體學術特色和內涵。出版學術著作多部，在學界產生了廣泛深入的學術影響。十幾年來，多次籌備召開了國際易學與海峽兩岸易學研討會，有力地推動了國際易學與兩 岸易學的交流與發展。

 

　　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概論》、《周易古經白話解》、《周易傳文白話解》、《周易講座》、《納甲筮法》、《今、帛、竹書〈周易〉綜考》、《周易古經白話解》(英文版)、《易經全譯》(法文版)等多部易學專著，校點整理了85萬字的易學巨著《周易折中》，主編《大易集成》、《大易集要》、《大易集述》、《大易集義》、《大易集說》、《大易集奧（上、下）》、《大易集釋》、《元典哲蘊》、《儒學釋蘊》、《簡帛考論》、《象數易學研究》(一、二、三輯)等多部論文集。並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文史哲》、《中國哲學史研究》、《周易研究》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40多篇，對於推動易學研究的發展和進步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本科階段，山大哲學系就為我們開設了“周易概論”課程，筆者當時就對《周易》產生了興趣，覺得《周易》含弘光大，玄妙精微，於是想報考易學方向的研究生，當時授課的黎馨平老師告訴我，想學《周易》可以報考劉大鈞先生的研究生，得自己好好努力才行。在初試結束以後，我第一次見到了劉先生，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分鐘，但先生身上那種儒雅的氣質，平易近人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我對於這次的採訪既有幾分忐忑，又有幾分激動。

　　一、善意的謊言成就一代大家

　　問及從學的經歷，劉大鈞先生說，他高中畢業時，報考了山東大學，但由於當時所謂的政治問題而沒有被錄取。他的外祖父就激勵他說當年梁漱溟先生投考北大也是名落孫山，但梁先生當場立誓：“十年以後我來教北大！”（後來證明這個故事是外祖父為了激勵劉大鈞先生努力奮鬥而編的一個美麗的謊言。）從此，劉先生開始在他外祖父的引領下走上研《易》之路。學習期間，白天迫於生活的壓力劉先生必須從事繁重的工作，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擠出時間聚精會神地研讀《周易》之奧秘。在外祖父的嚴格要求下，劉先生一遍遍地誦讀《易經》原文。“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年僅二十四歲的劉大鈞先生因學習《周易》被扣以搞封建迷信的帽子，遭到了批鬥，他千辛萬苦搜集來的易學書籍和研究資料也都被付之一炬。然而正是這樣惡劣的環境，造就了劉大鈞先生研《易》習《易》的信心和力量，他逐步領略到易學天人之學的深刻內涵，痴迷於“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超然魅力，開始形成自己的學術見解。隨着“十年浩劫”的結束，國內學術研究重新得以有序發展，劉先生厚積而薄發，終於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了第一篇易學論文《讀〈易〉管見》，在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隨後劉先生被破格調入山東大學哲學系，以一個高中畢業生的學歷登上了大學的講台，從而成就了一段佳話。

　　二、由象數而達義理，象數義理相互詮釋的易學觀

　　談及易學研究，劉先生認為易學是一門很獨特的學問，有着其自身的特點，《周易》在問世之初本是一部卜筮之書，隨着歷史文化的演進，人們對它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被稱為“十翼”的《易傳》就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作品。通過《易傳》的創造性繼承與詮釋，《周易》豐贍的學理內涵被開顯出來，使之在學術性質上實現了由“占筮之術”到“天人之學”的轉變和提升，開創出易學象數、義理合一的理論模式，為後世易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

　　在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河中，《周易》絕不僅僅是一部筮書，它更是一部“極天地之淵蘊，盡人事之終始”的哲學典籍。由於後世經師治《易》路數、理趣的不同，易學史上形成了象數和義理兩個大的派別，《四庫全書總目》中更提出“兩派六宗”之說，其實這些易學流派並非是相互對立的，只不過是對象數與義理各有所側重，彼此之間存在着一種“互詮互釋”的密切關係，共同塑就了蔚為大觀的大易文化。

　　劉大鈞先生認為當前的易學研究，應當在新的歷史文化視野下，超出傳統的象數義理之爭，堅持象數與義理兼顧的原則，探求易學的整體學術特色和內涵。劉大鈞先生說，在建國后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傳統易學研究遭到了歪曲甚至被迫中斷。為了接續傳統易學之慧命，他於上世紀80年代初率先倡導並開展了傳統象數易學研究，特別對集漢代象數易學之大成的虞翻易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講學的過程中1984年寫成《周易概論》一書，1986年正式出版， 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文革”余寒猶存，傳統易學研究依然處於冰凍狀態，該書則標舉起傳統易學的大旗，一方面要將自漢以來的象數易學納入到現代學術研究的正途，糾正學術界一直以來對象數易學的錯誤認識；另一方面則是想以象數易學為津逮引活整個的傳統易學研究，使建國后一度中斷的傳統易學研究得以恢復。現在看來，這個任務已經完成了。

　　劉大鈞先生說，眼下他主要着力於兩項研究工作：一是對帛書《易傳》的系統解讀，已在《周易研究》上發表了數篇論文，系統性的成果有望在明後年出版；二是對號稱西漢古《易》正宗的虞翻易學進行詳細的注評辨析，結合簡帛易學文獻，在梳理虞氏易學的過程中，力圖對先秦兩漢易學的學術演變有一個更為清晰切實的把握。可以看出，這兩項研究工作都體現了劉大鈞先生超越象數義理之爭，而又堅實地立足於傳統易學象數與義理的研究之上的治《易》路數。

　　三、“生生之謂易”——在動態中追求平衡的智慧

　　在談到易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當代中國現代文化的構建的積極意義時，劉大鈞先生指出，《周易》作為“五經之首”、“大道之源”有其獨特的智慧，對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構建現代文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周易》講求“生生之謂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 ”，這種思想是一種在否泰、剝復中不斷追求開放平衡與發展的高層次的動態智慧，它那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由此而激發出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高深意境，在後世儒、道、釋三教的精神境界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大易文化深刻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對於塑造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品質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劉先生提出作為《周易》核心觀念之一的“人文化成”，對於禮儀之邦的形成與和諧社會發展，有着巨大的影響。易學講究天、地、人三才合一，以三才之道為中心構建的世界觀，對於我們重新審視現代社會，反思西方工具理性的過分膨脹，與自然和諧相處有着重大的意義。

　　在當今這個文化激蕩的時代里，我們應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反思天人之間的關係，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大力發掘和弘揚易的和合文化精神。

　　四、“潔靜精微”“知行合一”的道德操守

　　作為著名的易學家，劉大鈞先生用了《禮記?經解》一句話來概括易學這門學問對研《易》者的要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我們應該用恭敬的態度，極深研幾，真切地踐行易學“積善成德”、“修辭立誠”、“進德修業”的精神。

　　劉先生說，我們應該回歸易學的這種“潔靜精微 ”的境界，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釋此境界曰：“ 潔靜是止，精微是觀，潔者不染污義，靜者不躁動義，精者不夾雜義，微者深密義，不求人知而己獨知之！”這種“潔靜精微”的易境，如果不是德臻神化，心歸修行者是很難做到的。

　　劉先生指出，“知行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當今，好多的學者只是將研究學問當成一種謀生的手段，視其為職業而非志業，少了一份操守，缺少了一種弘揚大道的使命感。在一種浮躁心態的驅動下，失去了一個儒者應該有的窮理盡性、切己體究的生命關懷，不能做到“知行合一”。這是學者身上人文精神的喪失，也是學術的生命意義的淪落。

　　五、“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的卜筮系統

　　在談到周易與算卦的關係時，劉先生指出：易學可分為象、數、理、佔四部分，而占筮作為其中之一，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卜筮研究是易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先生在給1987年首屆“國際周易學術研討會”的賀信中說：“我有個建議，研究《周易》當然以《周易》哲學為主，但是《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卜筮書，《周易》的哲學思想有些與筮法有關，因此對筮法也要做調查研究工作。”張岱年先生也曾經說過，只有全面的通曉《周易》的象、數、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的研究者。

　　劉大鈞先生說，從一定歷史文化意義上講，卜筮乃是先民文化智慧的結晶，它是通過“觀天文，察時變”的方式，將無數的信號濃縮成為“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的八卦符號。而由之發展出的術數之學，是人們試圖通過各種外顯的八卦符號與內隱的五行生剋機理，尋找出能夠重現人類活動場面的一個公式，依據這些公式推斷出未來的吉凶。這種符號系統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能夠積極地表現出事物的可變性、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動態的符號系統。

　　六、戒驕戒躁、篤實為學的學習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