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的風水(術)，可謂毀譽參半。有人以它濟世救民，有人藉之謀財害命；有人讚美其為美妙絕倫的超現代科學，有人痛斥其為封建糟粕。而中國城市風水的問題，既有趣而又複雜。
有趣，是因為到每一個城市，從的士司機到地方行政長官，從街頭的算命先生到大學教授，都習慣用風水來解釋發生在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事件，從官員的升遷，到城市經歷的災難或發展，都與城市周圍和城市內部的景觀改變建立起聯繫，這樣一來，就使城市充滿了故事。複雜，是因為風水從古到今，從來就飄忽不定，解釋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極力渲染，而所謂“學者”又以捍衛科學自居，破口大罵，不論道理。搞得“風水”巫風鬼氣，一潭渾水，越攪越混。
實際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風水術和風水景觀，問題可能並不那麼玄妙。首先，必須明確(看)風水是一種文化現象，從人類進化和文化發生與演化的角度來認識，風水是中國文化對不確定環境的適應方式，一種景觀認知模式，包括對環境的解釋系統、趨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統。
風水是人潛意識的生存選擇
風水的深層結構是生物的、是審美的。風水感應——環境吉凶感應，源於人類漫長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在環境中的生存經驗，表現為人對環境吉凶判斷的本能，比如進入峽谷的壓迫感、無垠沙漠上的恐懼感、面對急流時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處暗處放眼明處的優越感、四壁圍合的緊張感等。正是這種本能的景觀感知和吉凶判斷能力，使個體得以生存，而個體的生存經驗成為群體和人類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風水是審美的，是源之內心的。拋開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那個久遠的洪荒時代的自我——便可尋得理想風水。看看英國作家笛福《魯濱孫漂流記》，就可知理想的風水是什麼，他講述了當一個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時候對環境的選擇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臨草地，放眼可見大海——這便是人類面臨自然選擇壓力時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着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風水的另一深層結構，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觀吉凶意識，體現為文化的圖騰與禁忌。風水在學術上的定義是佔地術，任何文化的傳統中都有類似中國“風水”的佔地術。美洲印第安人的佔地術與中國風水有許多共同之處。而最讓我驚嘆的風水寶地是南美印加帝國的聖城——馬丘比丘：城市選址位於海拔約2350 米的山岡之上，烏魯班巴河谷環如玉帶，四周奇峰聳峙，如蓮花護芯，熱帶叢林綿延無際，雲霧繚繞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國風水的指標去衡量，都堪稱美妙絕倫。中國風水中對庇護、圍合、藏匿、捍衛型、幽閉性景觀的偏好，體現了中國風水文化的獨特性，源自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獨特的農耕生態經驗，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態適應過程中積澱下來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也不排除各個少數名族仍然保留的獨特的風水吉凶意識。諸如《周易》的“利東南不利西北”的風水方向吉凶意識，實際上源於季風性氣候下、先周民族的農耕生態經驗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長期鬥爭經驗；比如風水中對重關四塞、羅城環護的偏好，則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廣大地區農耕經驗中對豐產而安全的盆地景觀的適應；又如對“風水林”和龍山的強調，則源自對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態過程的適應性對策……所以，風水是先民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為適應環境，而經歷無數次失敗和實驗后關於環境適應的寶貴遺產，最終都通過某種禁忌而成為集體的風水意識。
這種種審美的和禁忌的風水，實際上都被凝練為人們關於天國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終通過“風水”兩字概括：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好風水就在於“藏風聚氣”——山環水抱，羅城緻密，水口關欄——一個活脫脫的“葫蘆模式”。難怪，道家把葫(通壺)蘆和壺天當做仙境，概括為“一壺天地”。
“葫蘆”是最好的風水模式
既然一個理想的風水景觀模式是一個四壁圍合，僅有一豁口和廊道與外界相通的葫蘆，那麼，根據葫蘆落到之處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城市或居所的風水，我想大概可以把它們歸納為5 種。第一種是坐落山頂的葫蘆，即昆崙山模式。無論是在神話中，還是在道教傳說中, 昆崙山都被中國人作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繪，並不斷加工提煉，終於使它成為一個能滿足人的一切慾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海經· 海內西經》)在此高峻的孤島之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淮南子· 形訓》)。原來昆崙山竟是一高峻的孤島城市，神仙之都。世界有兩座城市堪稱昆崙山仙都落凡，其一是印加帝國的馬丘比丘，而今已成廢墟；另一座便是中國西藏的布達拉宮，至今香火鼎盛。只因這樣的城市實在太過理想化，大有與世隔絕、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因而只能作為聖神的宗教場所。
第二種是飄在水上的葫蘆，即蓬萊模式。中國神話中的另一仙域模式是海上仙島，有“三山”或“五山”之說。三山即蓬萊、方丈和瀛洲，“五山”則還包括岱輿和員嶠二山。諸仙山俗以蓬萊概而名之，故可稱為蓬萊模式：蓬萊“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十洲記》)可以看到，這東部海中蓬萊仙境與西北部之崑崙仙境，竟都有一些趨同化的結構特徵：高峻的山體，被重洋所阻的島嶼，非羽仙不可及，還有珠玉、黃金及珍禽異獸等珍貴的資源，這恰好說明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仙境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對理想景觀的典型化、模式化的結果。這樣的好風水城市世界上很多，島嶼城市大都可列入此。比如中國的海南、台灣，國外的夏威夷、巴厘島以及太平洋諸島嶼大多屬此。中國的大江大湖中也多有許多村鎮，保持它們的島嶼狀態是維護其好風水的必要條件，然好事者不諳此理，修路築橋，往往把好風水毀得一乾二淨，使其失去令人嚮往的魅力。
山間的葫蘆，即桃花源模式可以稱作第三種。讀一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你便可知中國文化中理想風水的最佳景觀格局：一條溪谷，夾岸桃花，經一小洞，進入盆地，豁然開朗，阡陌縱橫，有魚塘桑竹之屬，群山環繞，內居者只知有秦不知有漢，與世隔絕。這是一個融合農業時代社會理想與風水理想的景觀模式：一個和諧的自然環境中的一個和諧的社會。以此為模式構建的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風水景觀有很多，傑出的大城市如關中的西安和咸陽，難怪可成為多朝都城。太原和成都也有同樣的理想風水格局。長江流域和東南地區的丘陵盆地中的許多大中小城市、村鎮，都堪稱為絕佳的風水寶地，如我的家鄉浙江金華，還有蘭溪、仙居、麗水、永康、東陽等市縣，以及諸如俞源、郭洞、諸葛村等無數的村落，更是桃花源式的洞天福地；江西的衢州、婺源，湖南、湖北和安徽則更是處處都有如桃花源般的風水吉地。每逢中原戰亂，這些地方往往是北方大戶南遷的避難之所，也便成為陶淵明心中那天堂的原型。西南地區的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和重慶地區，高山峻岭中的大小壩子也儼然是桃花源模式的翻版，諸如大理、麗江、閬中等至今令人嚮往，並常喚起人們的歸隱之心。
由於中國多山的自然地理特點和季風氣候下的農耕文化特徵，風調雨順且易於捍衛農業生產與成果的盆地，便成為能將理想與現實功利相結合的最佳風水格局。不同尺度的盆地與不同尺度的社會群體相對應，小到一家一戶盤踞的山間小盆地，典型如韶山毛澤東故居，大到人口過千的村落，如浙江俞源、安徽宏村，再到一個個縣城，具有地理分型特徵的系列盆地結構，是中國大地上綿延千年的超穩定農業社會的風水基礎。
另外一種是山邊的葫蘆，即胎座模式。穴(城市或聚落)對自然山體的傍依格局也包含在上述各個理想風水模式之中。翻開中國各州府的史志，開篇便是地理章。對自然屏障的依賴性，既是人類的共同特徵，更是中國聚落選址的風水必備。如同餐廳里吃飯，人們最偏好的座位是溜邊靠窗的一排，大小平原和盆地中的城市和聚落風水的最佳處仍然是溜邊：坐北朝南，背靠山脈，面向平原(明堂)。明堂越大，則格局的氣勢越大，而“靠山“的特徵從不可喪失。實際上，在上述桃花源模式中，聚落(穴)的位置也是以“有靠山”為上好風水特徵的，如西安、太原、瀋陽、南昌都是如此，只是格局遠不如北京之宏大。西安以及周民族的多次遷都皆以秦嶺為依靠，不肯離去。而在這方面，北京堪稱有最佳的風水，背依軍都山脈，並連接太行與燕山山脈，俯瞰的明堂乃是中國最大的平原——華北平原，恢弘大國之氣勢，格局之大，無出其右者。縱觀中國人文地理大盤，國興國衰、或分或合、或殘或全，好風水的都城也有幾十座之多，但能一統泱泱大局而持久者，似乎非北京莫屬。因此，對大明堂和強靠山這種景觀格局的偏好，風水上有形象的比喻：胎息！好風水源於生命對母體的依賴，可以理解為人對自然的依賴。
我想描述的第五種類型是水邊的葫蘆，它有擁山抱水的港城模式和長藤結瓜模式兩種。港城模式以擁山含水最為理想，次之則是有水而無靠山。它可以理解為“山邊的葫蘆”模式的一個亞型，只是把作為明堂的平原換成湖海。但北邊(包括東北和西北)有靠山仍然是理想風水不可或缺的要素，大連、廣州、杭州、深圳、昆明都堪稱為佳地。大連坐西北而面東南，東南海域又有大山、二山和小山諸多島嶼，構成水口關欄，藏風聚氣，當然有極佳風水；廣州大局也是坐西北，而面東南，背靠粵北綿延群山，面向珠江口，而水口含合，論都市風水，嶺南無出其右者。類似這樣好風水的城市還有多個，如廣東汕頭、廣西欽州、福建泉州、山東威海等。
水邊的葫蘆的另一種格局是長藤結瓜。傍依河流廊道是聚落風水的理想格局之一，以河道之凹岸(即非侵蝕岸一側)最為理想，是聚落有三面環水之態勢。小河小溪只能承載村鎮，大江大河方可承載大都會，如南京、武漢、重慶等便是典型。
必須強調的是，理想風水格局之間是可以複合而存在的，而且，複合程度越高，風水越好。這點也可見北京之缺陷，那就是缺水。試想，如果北京南方有一如太湖般的水面或如長江般的大江，那該多好！
然而理想與現實畢竟是有距離的。從風水意識的深層含義來看，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風水的審美的、非功利的層次。而實際上，今天的所謂風水已不再是農業時代的風水概念。現實的功利性往往替代了對理想風水的追求，昔日的許多風水寶地，如今已風光不再。但是，對於城市和人而言，“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共生”或許可以作為評價現代城市風水的一個指標。
文章標題 :俞孔堅：風水-中國城市的宜居夢想來自：藏風得水 ,原文鏈接：http://www.zangshu.com/fengshui/fszt/2011/0306/22007.html
有趣，是因為到每一個城市，從的士司機到地方行政長官，從街頭的算命先生到大學教授，都習慣用風水來解釋發生在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事件，從官員的升遷，到城市經歷的災難或發展，都與城市周圍和城市內部的景觀改變建立起聯繫，這樣一來，就使城市充滿了故事。複雜，是因為風水從古到今，從來就飄忽不定，解釋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極力渲染，而所謂“學者”又以捍衛科學自居，破口大罵，不論道理。搞得“風水”巫風鬼氣，一潭渾水，越攪越混。
實際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風水術和風水景觀，問題可能並不那麼玄妙。首先，必須明確(看)風水是一種文化現象，從人類進化和文化發生與演化的角度來認識，風水是中國文化對不確定環境的適應方式，一種景觀認知模式，包括對環境的解釋系統、趨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統。
風水是人潛意識的生存選擇
風水的深層結構是生物的、是審美的。風水感應——環境吉凶感應，源於人類漫長生物進化過程中人在環境中的生存經驗，表現為人對環境吉凶判斷的本能，比如進入峽谷的壓迫感、無垠沙漠上的恐懼感、面對急流時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處暗處放眼明處的優越感、四壁圍合的緊張感等。正是這種本能的景觀感知和吉凶判斷能力，使個體得以生存，而個體的生存經驗成為群體和人類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風水是審美的，是源之內心的。拋開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那個久遠的洪荒時代的自我——便可尋得理想風水。看看英國作家笛福《魯濱孫漂流記》，就可知理想的風水是什麼，他講述了當一個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時候對環境的選擇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臨草地，放眼可見大海——這便是人類面臨自然選擇壓力時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着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風水的另一深層結構，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觀吉凶意識，體現為文化的圖騰與禁忌。風水在學術上的定義是佔地術，任何文化的傳統中都有類似中國“風水”的佔地術。美洲印第安人的佔地術與中國風水有許多共同之處。而最讓我驚嘆的風水寶地是南美印加帝國的聖城——馬丘比丘：城市選址位於海拔約2350 米的山岡之上，烏魯班巴河谷環如玉帶，四周奇峰聳峙，如蓮花護芯，熱帶叢林綿延無際，雲霧繚繞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國風水的指標去衡量，都堪稱美妙絕倫。中國風水中對庇護、圍合、藏匿、捍衛型、幽閉性景觀的偏好，體現了中國風水文化的獨特性，源自中華民族文化發展中獨特的農耕生態經驗，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態適應過程中積澱下來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當然也不排除各個少數名族仍然保留的獨特的風水吉凶意識。諸如《周易》的“利東南不利西北”的風水方向吉凶意識，實際上源於季風性氣候下、先周民族的農耕生態經驗及其與周邊民族的長期鬥爭經驗；比如風水中對重關四塞、羅城環護的偏好，則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廣大地區農耕經驗中對豐產而安全的盆地景觀的適應；又如對“風水林”和龍山的強調，則源自對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態過程的適應性對策……所以，風水是先民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下，為適應環境，而經歷無數次失敗和實驗后關於環境適應的寶貴遺產，最終都通過某種禁忌而成為集體的風水意識。
這種種審美的和禁忌的風水，實際上都被凝練為人們關於天國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終通過“風水”兩字概括：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好風水就在於“藏風聚氣”——山環水抱，羅城緻密，水口關欄——一個活脫脫的“葫蘆模式”。難怪，道家把葫(通壺)蘆和壺天當做仙境，概括為“一壺天地”。
“葫蘆”是最好的風水模式
既然一個理想的風水景觀模式是一個四壁圍合，僅有一豁口和廊道與外界相通的葫蘆，那麼，根據葫蘆落到之處的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城市或居所的風水，我想大概可以把它們歸納為5 種。第一種是坐落山頂的葫蘆，即昆崙山模式。無論是在神話中，還是在道教傳說中, 昆崙山都被中國人作為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山仙境加以描繪，並不斷加工提煉，終於使它成為一個能滿足人的一切慾望，甚至可以使人不死的理想境域：“海內崑崙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海經· 海內西經》)在此高峻的孤島之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淮南子· 形訓》)。原來昆崙山竟是一高峻的孤島城市，神仙之都。世界有兩座城市堪稱昆崙山仙都落凡，其一是印加帝國的馬丘比丘，而今已成廢墟；另一座便是中國西藏的布達拉宮，至今香火鼎盛。只因這樣的城市實在太過理想化，大有與世隔絕、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因而只能作為聖神的宗教場所。
第二種是飄在水上的葫蘆，即蓬萊模式。中國神話中的另一仙域模式是海上仙島，有“三山”或“五山”之說。三山即蓬萊、方丈和瀛洲，“五山”則還包括岱輿和員嶠二山。諸仙山俗以蓬萊概而名之，故可稱為蓬萊模式：蓬萊“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十洲記》)可以看到，這東部海中蓬萊仙境與西北部之崑崙仙境，竟都有一些趨同化的結構特徵：高峻的山體，被重洋所阻的島嶼，非羽仙不可及，還有珠玉、黃金及珍禽異獸等珍貴的資源，這恰好說明了，中國人心目中的仙境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對理想景觀的典型化、模式化的結果。這樣的好風水城市世界上很多，島嶼城市大都可列入此。比如中國的海南、台灣，國外的夏威夷、巴厘島以及太平洋諸島嶼大多屬此。中國的大江大湖中也多有許多村鎮，保持它們的島嶼狀態是維護其好風水的必要條件，然好事者不諳此理，修路築橋，往往把好風水毀得一乾二淨，使其失去令人嚮往的魅力。
山間的葫蘆，即桃花源模式可以稱作第三種。讀一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你便可知中國文化中理想風水的最佳景觀格局：一條溪谷，夾岸桃花，經一小洞，進入盆地，豁然開朗，阡陌縱橫，有魚塘桑竹之屬，群山環繞，內居者只知有秦不知有漢，與世隔絕。這是一個融合農業時代社會理想與風水理想的景觀模式：一個和諧的自然環境中的一個和諧的社會。以此為模式構建的中國城市與鄉村的風水景觀有很多，傑出的大城市如關中的西安和咸陽，難怪可成為多朝都城。太原和成都也有同樣的理想風水格局。長江流域和東南地區的丘陵盆地中的許多大中小城市、村鎮，都堪稱為絕佳的風水寶地，如我的家鄉浙江金華，還有蘭溪、仙居、麗水、永康、東陽等市縣，以及諸如俞源、郭洞、諸葛村等無數的村落，更是桃花源式的洞天福地；江西的衢州、婺源，湖南、湖北和安徽則更是處處都有如桃花源般的風水吉地。每逢中原戰亂，這些地方往往是北方大戶南遷的避難之所，也便成為陶淵明心中那天堂的原型。西南地區的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和重慶地區，高山峻岭中的大小壩子也儼然是桃花源模式的翻版，諸如大理、麗江、閬中等至今令人嚮往，並常喚起人們的歸隱之心。
由於中國多山的自然地理特點和季風氣候下的農耕文化特徵，風調雨順且易於捍衛農業生產與成果的盆地，便成為能將理想與現實功利相結合的最佳風水格局。不同尺度的盆地與不同尺度的社會群體相對應，小到一家一戶盤踞的山間小盆地，典型如韶山毛澤東故居，大到人口過千的村落，如浙江俞源、安徽宏村，再到一個個縣城，具有地理分型特徵的系列盆地結構，是中國大地上綿延千年的超穩定農業社會的風水基礎。
另外一種是山邊的葫蘆，即胎座模式。穴(城市或聚落)對自然山體的傍依格局也包含在上述各個理想風水模式之中。翻開中國各州府的史志，開篇便是地理章。對自然屏障的依賴性，既是人類的共同特徵，更是中國聚落選址的風水必備。如同餐廳里吃飯，人們最偏好的座位是溜邊靠窗的一排，大小平原和盆地中的城市和聚落風水的最佳處仍然是溜邊：坐北朝南，背靠山脈，面向平原(明堂)。明堂越大，則格局的氣勢越大，而“靠山“的特徵從不可喪失。實際上，在上述桃花源模式中，聚落(穴)的位置也是以“有靠山”為上好風水特徵的，如西安、太原、瀋陽、南昌都是如此，只是格局遠不如北京之宏大。西安以及周民族的多次遷都皆以秦嶺為依靠，不肯離去。而在這方面，北京堪稱有最佳的風水，背依軍都山脈，並連接太行與燕山山脈，俯瞰的明堂乃是中國最大的平原——華北平原，恢弘大國之氣勢，格局之大，無出其右者。縱觀中國人文地理大盤，國興國衰、或分或合、或殘或全，好風水的都城也有幾十座之多，但能一統泱泱大局而持久者，似乎非北京莫屬。因此，對大明堂和強靠山這種景觀格局的偏好，風水上有形象的比喻：胎息！好風水源於生命對母體的依賴，可以理解為人對自然的依賴。
我想描述的第五種類型是水邊的葫蘆，它有擁山抱水的港城模式和長藤結瓜模式兩種。港城模式以擁山含水最為理想，次之則是有水而無靠山。它可以理解為“山邊的葫蘆”模式的一個亞型，只是把作為明堂的平原換成湖海。但北邊(包括東北和西北)有靠山仍然是理想風水不可或缺的要素，大連、廣州、杭州、深圳、昆明都堪稱為佳地。大連坐西北而面東南，東南海域又有大山、二山和小山諸多島嶼，構成水口關欄，藏風聚氣，當然有極佳風水；廣州大局也是坐西北，而面東南，背靠粵北綿延群山，面向珠江口，而水口含合，論都市風水，嶺南無出其右者。類似這樣好風水的城市還有多個，如廣東汕頭、廣西欽州、福建泉州、山東威海等。
水邊的葫蘆的另一種格局是長藤結瓜。傍依河流廊道是聚落風水的理想格局之一，以河道之凹岸(即非侵蝕岸一側)最為理想，是聚落有三面環水之態勢。小河小溪只能承載村鎮，大江大河方可承載大都會，如南京、武漢、重慶等便是典型。
必須強調的是，理想風水格局之間是可以複合而存在的，而且，複合程度越高，風水越好。這點也可見北京之缺陷，那就是缺水。試想，如果北京南方有一如太湖般的水面或如長江般的大江，那該多好！
然而理想與現實畢竟是有距離的。從風水意識的深層含義來看，我們關注的應該是風水的審美的、非功利的層次。而實際上，今天的所謂風水已不再是農業時代的風水概念。現實的功利性往往替代了對理想風水的追求，昔日的許多風水寶地，如今已風光不再。但是，對於城市和人而言，“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共生”或許可以作為評價現代城市風水的一個指標。
文章標題 :俞孔堅：風水-中國城市的宜居夢想來自：藏風得水 ,原文鏈接：http://www.zangshu.com/fengshui/fszt/2011/0306/22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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