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傳》對《樂記》音樂美學思想的影響

摘要：《樂記》受到了《荀子》和《易傳》的影響，由此形成了兩種根本不同的美學觀。其中源於《荀子》一系的美學思想以現成性的世界為哲學基礎，認為音樂的源泉在於心與物相感；而源於《易傳》一系的美學思想則以生生性的生活世界為哲學基礎，認為音樂以生活世界的本體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為主導的現代語境中，現代人對源於《荀子》的美學思想有明確的理解，但對源於《易傳》的美學思想卻發生了十分嚴重的文化“誤讀”，以致於多數現代學者將其全盤否定。其實，只有來自《易傳》的美學思想才是《樂記》理論的精華，它真正代表了中國美學的精神，是西方傳統文化難以解讀的中國學術思想，是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獨特貢獻。

關鍵詞：易傳；樂記；禮樂；心；物；天；地

《禮記·樂記》是中國美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它奠定了中國古典音樂美學的基礎，樹立了後代音樂理論的範式，在音樂美學史上具有開規創矩的“法典”式的地位。由於《樂記》的地位獨特，現代學者們對它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一系列世所矚目的學術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多年的《樂記》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個巨大的理論盲區，影響了人們對《樂記》美學思想全面、深入的把握，從而大大地削弱了它的美學含量和理論價值。

我們認為，《樂記》大致形成於漢代，從學術承傳和理論淵源來看，它的重要思想來源致少有兩個：一是《易傳》，二是《荀子》，由此而形成了《樂記》中關於音樂美學的兩種基本觀點。在《樂記》中，這兩種觀點沒有充分糅合，處於遊離狀態，沒能建構為有機的理論整體。

目前學術界所認識到的《樂記》美學思想主要屬於《荀子》一系。《荀子》對《樂記》的影響以及相關的美學思想，經學者們的深入研究，已經比較明確。如孫堯年先生說：“它（按：指《樂記》）講的藝術哲學，屬儒家思想範疇，而以《荀子》思想為主體，因此它保持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１］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對《荀子》與《樂記》的密切關係進行了細緻分析，並指出：“《樂記》……只能是荀子之後，基本上屬於荀子學派的著作。”［2］

當然，《樂記》在繼承《荀子·樂論》美學思想的基礎上也有很大的發展，它的理論更加系統，對音樂的分析也更加細緻。從音樂的源泉看，《樂記》認為音樂產生於心物相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由此看來，音樂的產生離不開兩個基本要素：一是人心，二是外物。這裡的“物”一方面包括自然之物，另一方面也應當包括社會事物。這種以物感心的觀點類似現實主義的美學觀。在心、物二者之中，《樂記》更重視心的作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情感發之於外，便成為音樂，這種觀點類似表現主義的美學觀。

其實，《樂記》的美學觀既不是現實主義，也不是表現主義，而是以禮教為核心的功利主義，因此它特彆強調音樂的教化功能。這種音樂美學思想是以荀子的性惡論為前提的，人性本惡的觀點是《樂記》中《荀子》一系美學思想最深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出發點。《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人的本性“無哀、樂、喜、怒之常”、“好惡無節”，人天生就具有“不良”傾向，人民群眾的心性沒有充分規範化、倫理化，有許多“惡”的成份，因而他們的音樂不是真正的“樂”——“禮樂”。真正的音樂應當由“聖人”、“先王”來制定，因為他們已經滅掉了與生俱來的“好惡無節”的惡的“本性”，具有良好的道德修養與人倫意識，是“滅人慾”而“窮天理”的真正的“社會人”。因此，《樂記》反對“俗樂”而崇尚“禮樂”，奉行政治與道德合一的禮教功利主義音樂觀。“樂者，通倫理者也。……知樂則幾於禮矣。”《樂記》這種禮、樂合一的音樂觀早就為學界所公認，如吳毓清先生曾指出：“‘禮樂’思想乃《樂記》的軸心思想，在《樂記》中，一切都是圍繞着這個軸心轉動的。”［３］

從以上簡要分析可見，《樂記》中《荀子》一系的美學觀點深受荀子哲學思想的影響，其音樂的源泉、音樂的本質、音樂的功能等思想皆以人性本惡為立論基礎。

一

除《荀子》外，《樂記》還十分明顯地受到了《易傳》的影響，它以《易傳》的世界觀為思想基礎，形成了與《荀子》一系迥然不同的美學思想，二者分歧的焦點集中在對音樂源泉的不同理解。前已有述，《樂記》認為音樂起源於心物相感，這是來自《荀子》的觀點；除此而外，《樂記》對音樂的源泉還有另外一種見解：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禮樂的源泉是“天地”，這種觀念明顯受到了《易傳》的影響，因為“天”與“地”是《易傳》理論體系中兩個基本的範疇。

這種“禮樂”與天地相配的思想在《樂記》中被反覆強調，但是現代學者們鮮有真正理解其哲學意義者，都認為這是《樂記》中的毫無學術價值的思想糟粕，應予以否定與批判，此類的觀點俯拾皆是：“‘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是唯心的，把天看成有意志的宇宙精神。”［４］ “《樂記》雖然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了某些有價值的觀點，但它本身也存在着許多矛盾。比如，它一方面強調音樂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一方面又把音樂同某種有意志的‘天’‘神’聯繫起來。大談音樂屬於‘神’的範圍而順從‘天’的意志，（‘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音樂是按照天的意志創作的（‘樂由天作’）。給音樂塗上一層超然物外的神秘色彩。借天道以說人事，不管它的本意如何，在思想上已陷入了唯心主義。……它顯然受到了神學觀念的影響。”［５］“《樂記》的作者受漢代官方宗教神秘主義哲學的影響，把‘禮’、‘樂’及其功能加以神秘化，使《樂記》在很多地方帶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６］

以上觀點，基本上可以代表現代人對《樂記》中《易傳》一系的美學思想的評價，從現代學術語境看，這種觀點並無不當之處。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使用的這套文化語境是充分西化了的。近代以來，西方話語系統大舉進入中國並在國人心中紮下了根，其中，以西方傳統二元文化語境對我們的影響最大，諸如心與物、人類與自然、天國與人間、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本質與現象、生理與心理、肉體與靈魂等概念以及這些對偶性概念之間的對立與統一，均屬這種二元文化語境。當我們以此為理論工具與思想圖式解讀《樂記》中《易傳》一系的美學思想時，必然得出以上諸家的觀點。但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二元文化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根本的差異，中國文化的許多思想精髓原本在西方二元文化視野之外，當我們以這種西方文化為背景解讀中國傳統文化時，必然會發生文化“誤讀”。現代人如果要全面、整體地理解《樂記》的美學思想，特別是要正確理解其中《易傳》一系的美學觀點，就必須超越被充分西化了的這套“現代”文化語境與思維模式，以本土化、民族化的視角解讀我們的傳統思想。

由於《樂記》中的許多美學思想是以《易傳》哲學為理論基礎的，因此正確理解《易傳》的世界觀就成了全面評價《樂記》的首要前提，下面我們對《易傳》的哲學思想作簡要的分析。

《易傳》在總結先秦文化特別是原始儒、道兩家精華思想的基礎上，以現實人生作為研究對象，系統提出關於生活世界的學說。它的世界是以人生為核心的生活的世界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物理的世界，這個世界最大的特徵就是生生，它是渾灝流轉的歷史的洪流，無時無刻不處在變易中。《易傳》進而認為，生活之易的世界是由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兩種因素建構而成的，二者是世界不可分的兩個要素、兩種特性、兩種勢能。它們分別有許多別名，如不確定者又稱為乾、天、道、象等，確定者則稱為坤、地、形、器等。在二者當中，又以前者較為重要，它是生活之易的推動者，是世界生生之偉力的源泉。下面我們對其進行簡要分析。

《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始，品物流行。”高亨注曰：“大哉天德之善，萬物賴之而有始。” 可見天具有“始物”功能，是萬物之所為萬物的本源與依據。《坤·彖》曰：“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孔穎達釋曰：“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可見地具有“成物”功能，它使萬物具有定形、定相。       

《易傳》借用自然現象，給予生活世界以形象性的闡釋。上天“雲行雨始”，大地才能使萬物各具其形，各有其性，所以天（乾）為萬物的本源、初始。但天因變化多端而無定形（天道無常），自身並不能直接現身面世，而是由具有確定性質的地（坤）“順承”其能，使物成形以顯天之功用。這個思想反覆被強調，如《益·彖》：“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繫辭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俞琰曰：“知，猶主也。”也就是萬物是由天與地、乾與坤共同做成的，但二者之中又以天、乾更為本源。

我們認為，天（乾）可理解為生活世界的本體、本源，是人類生存活動特有的“造物力”、“始物力”，所謂天造物，也就是生活的造物力量造物；而地（坤）則可理解為生活世界的現象界，是人類生活具有的“成物力”、“凝聚力”。諸物“始”於乾、“成”於坤，均由“天造地設”而成，由天至地是生活“造物”並“成物”的運作過程。

按《易傳》思想的主旨，構成生活世界的確定與不確定的兩個基本要素是不可分離的，本源性的天、乾與現象性的地、坤是不可分離的，生活世界是天地相感、乾坤交合而構成的生生之易的洪流。一方面，萬物都是無定形的本體顯示自身的方式；另一方面，諸物中皆含本體，萬物就是本體的家。中國古人觀察諸物的最高境界乃是發現隱匿在物中的生活本體，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去發現物質性的規律；中國人的最高人生追求是超越諸物，與生活世界的本體渾然一體，也就是與天合一，從而成為“聖人”（儒家）、“真人”（道家）。這是中國古典哲學特有的本體與現象不可分離的、合一不二的本體理論，也是人類生活的本源性狀態，是人生之真相。而西方傳統文化視野中的世界則是物質的而非生活的世界，它們的本體與現象界是二分式的，本體是超驗的（如理念、上帝、絕對精神等），天堂與現實是兩個分裂的世界，終極與現實、彼岸與此岸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從而缺少了中國人對人生與世界的詩意感受。所以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時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二元文化理論模式，否則，中國文化就成了填充西方理論框架的“死材料”，從而失去自己鮮明的個性與生靈活潑的靈魂。
《易傳》本體理論還認為，生活世界最大的特性就是“生生”。《繫辭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在這裡指由乾坤相感、天地合一而構成的生活世界，其最大的特點是“生”，“生生之謂易”（《繫辭下》），生活就是“變”，就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的“變易”。《繫辭上》又曰：“日新之謂盛德。”“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如果生活因某種原因如嚴重的“物化”而使“生生”、“變易”的根本特徵受到打擊，則生活就會窒息、停滯，“世界”將會“硬化”，失去其生靈活潑的特性，人類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故《易傳》認為“變”是生活世界的根本法則，“變”高於一切。按《易傳》思想主旨，“世界”不是由先在的現成之物堆積建構而成，更沒有結構主義所謂的先驗的穩固不變的結構。變易是絕對的，不變則是相對的，一切現成物都在生活洪流中乍隱乍現，一切定相都是暫時的，而“易”的洪流則永久不衰。只要世界上還有人類存在，此“易”就會永不停息。

文章標題 :《易傳》對《樂記》音樂美學思想的影響來自：藏風得水 ,原文鏈接：http://www.zangshu.com/shenghuoyixi/yyyy/2011/0202/21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