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祖龍 摘要
晉•郭璞着的“葬書”是中國風水文化的經典著作，一直為風水文化研究者奉為中國風水的開山之作。後世廣為流傳的楊筠松風水學，其源頭就是“葬書“。然細讀”葬書“，會發現”葬書“是一部很成熟的風水理論，實踐著作，”葬書“中常見的”經曰“也一直讓讀者感到困惑。本文從考古學角度對“葬書”起源作一簡要探索。首先，通過考察東漢以來至魏晉南北朝的墓葬形制，論證西晉•郭璞“葬書”問世以前很可能還有其他版本的“葬書”，也即晉•郭璞“葬書”中引用的“經曰”之“經”，其次，從考古發掘出的新竹簡材料-敦煌懸泉漢簡中出土漢代“葬書”，直接證明西晉•郭璞“葬書”問世以前存在“葬書”，最後，作者認為，晉•郭璞“葬書”不偽，書中的“經曰”有其“本”，晉•郭璞着的“葬書“是歷經400多年，凝聚數代風水文化研究者，實踐者的智慧形成的風水學經典，是風水學的集大成著作。
關鍵字：葬書，風水，考古學，竹簡
引言
晉•郭璞着的“葬書”是中國風水文化的經典著作，一直為風水文化研究者奉為中國風水的開山之作。後世廣為流傳的楊筠松風水學，其源頭就是“葬書“。然細讀晉•郭璞”葬書“全文可以發現，在短短不到2000字的全文中，出現”經曰“共17處，”經雲“一處，文體結構也是或以”經曰“展開論述，或以”經曰“做總結。從文本角度分析，晉•郭璞”葬書“，必有其”本“，其”本“就是”經曰“，”經雲“之“經”。從“經曰”的內容分析，“氣感而應，鬼福及人。”是西漢盛行的天人感應學說的翻版，作為例證的“銅山西崩，靈鍾東應。”則直接指西漢武帝時事。“外氣橫行，內氣止行。”等重視“氣”的提法，則與漢代盛行的“卦氣說”異曲同工“。葬山之法，勢為難，形次之，方又次之。“這種對”方“的不棄，反映了”葬書“風水理論受時興的”漢八宅“（五音姓利八宅）理論的影響。總體而言， “經曰”部分文辭古樸雅馴，內容與兩漢思想很接近，晉•郭璞“葬書”從文本角度分析，“經曰”之“經”應是漢代的某種文化典籍。曾有人對“葬書”為晉•郭璞所作提出懷疑，李定信先生對此有過精闢反駁，筆者自不贅言。本文擬從考古學的角度對郭璞着的“葬書”起源做一簡要探索。
一，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特點與“葬書”的關係
從考古材料分析，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形制相對一致，與其前，后朝代相比則有較大的差別。西漢時期，平民墓葬，一般的貴族墓葬多是土坑墓，墓葬整體較小，長寬多在1.5米以內，隨葬器物也較少，東漢以後，磚室墓開始流行，尤其是貴族墓葬，幾乎都是磚室墓，砌建講究，用花紋磚，墓葬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地下建築”，墓葬整體較大，基本上長寬在2米以上，隨葬器物也很多，常見大量的陶模型器，如生前的樓閣，穀倉，廚灶，豬圈，狗圈等。東漢末年以後至三國時期，雖然封建割據和豪強混戰，人民生活相對流離，但墓葬形制基本不變，甚至更加講究，如多見穹隆頂墓葬，頂部繪製宇宙星空。這種生尚無定，死則多奢的現象，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在人們的觀念中有某種強烈的“墓葬文化”在支撐着。及至西晉大一統，又更東晉十六國，南北朝的分裂混戰，三百多年間，或治或亂，世事變遷，墓葬特點則大同小異：磚室墓，砌建講究，用花紋磚，墓葬整體較大，基本上長寬在2米以上，多見穹隆頂，隨葬器物非常豐富。及至隋唐，墓葬形制變化較明顯：雖是磚室墓，但砌建已不如前期講究，基本不用花紋磚，墓葬呈漸小趨勢演變，長寬多在2米以內。考古界對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特點解釋多圍繞“治世重生，亂世寄死”來探討，認為東漢末期以來中國多處於分裂割據時期，人們生活較困苦，所以寄希望於來世。哲學思想研究人員則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源於人們的宗教信仰，靈魂不滅等等。有意思的是，考古發現的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埋葬地方都比較講究，多傍山依水，建於崗丘之端，護衛有情。這種現象在發掘時查閱墓葬所在地的原始地形圖則一目了然。如果從風水文化的角度分析，人們受西漢“天人感應”理論的影響，經過東漢神學時代的洗禮，以某種“葬書”為指導，為了“氣感而應，鬼福及人”而做“風水”，乘“生氣”，或許更加準確。正是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的這種大趨勢的趨同性（磚室墓，砌建講究，用花紋磚，墓葬整體較大，基本上長寬在2米以上，隨葬器物多等），加上墓葬選址的考究，給人感覺有某種強烈的“墓葬文化”在支配着人們的思想，才使得不管是割據混戰時期還是大一統時期，墓葬形制一直保持基本不變。這種“墓葬文化”，很可能就是歷傳千年而不衰的“風水“！如果此觀點成立，則晉•郭璞撰”葬書“之前肯定有其他的”葬書“（用以指導東漢以後三國以前的墓葬選址，建造）。郭璞正是總結前人“葬書”的經驗，集大成地撰寫“葬書”，並以“經曰”的形式保存了前人“葬書”的精華，流傳後世。下面以考古發掘的幾個例子佐證上述觀點。
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位於山西離石市城西4公里的石盤村，墓葬在崗丘之端，前為北川河。1997年4月農民建窯時發現，市文物管理所進行了發掘。墓葬座北朝南，為磚室墓，由甬道，前室，后室，左右耳室組成。甬道寬1.2米，進深2米，高1.85米，前室東西寬3米，南北長2.9米，高1.95米。畫像石共發現19塊。墓葬年代為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墓主推測為當地官吏或豪強。墓葬選址基本符合西晉•郭璞“葬書”中的原則。①
南京殷巷西晉紀年墓位於南京市江寧區殷巷磚瓦廠，西距牛首山約8公里，面向秦淮河，傍山依水，建於崗阜之上。1979年9月南京市博物館對其進行發掘，從墓壁上的紀年磚得知，該墓時代是西晉永興二年（305年）。墓葬平面呈雙“凸”字形，由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組成，前室穹隆頂，后室券頂，前甬道長0.76米，寬0.96米，高1.2米，前室長2.76米，寬2.8米，高2.44米;后甬道長0.8米，寬0.8米，高1.2米，后室長3.64米，寬2.16米，高2.08米。墓葬早年被盜，但仍出土瓷器16件，有盤口壺，熏，雙系罐，雞籠，狗圈，鎮墓獸，俑，耳杯，碗，盞，盤，灶等，陶器多破碎，有磨，缽，鴿子，佛像等。②
南京北郊東晉溫嶠墓位於南京北郊郭家山西端的南坡，南京北郊一帶分佈着眾多的低矮山包，北側有幕府山，老虎山，象山，獅子山，南側有郭家山，北崮山，張王山等，這一帶在六朝時期是皇家“風水寶地”。郭家山為一東西向的連續丘陵，墓葬位於丘陵西端南坡，面對長江。墓主為東晉名臣溫嶠“建康實錄卷七“載：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平定”蘇峻之亂“后，朝廷論功行賞，”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公。“溫嶠生於西晉武帝太康九年（288年），卒於東晉咸和四年，因拔牙中風死於武昌，死後葬於豫章（今南昌），后遷葬首都建康，享年42歲。巧的是溫嶠基本與“葬書”作者郭璞生活於同時代。郭璞（276-324）長溫嶠12歲，享年48歲。溫嶠墓是南京地區迄今正式發掘的有明確姓氏的東晉墓葬中墓主身份地位最高的。墓葬形製為長甬道單室穹隆頂磚砌墓。甬道總長3.15米，墓葬總長7.49米。早年雖被盜，但仍出土各類文物83件（套）。③
上述幾座墓葬是各時代隨意選出的幾座墓葬，其選址基本符合“葬書”的原則，同時都是磚室墓，砌建講究，用花紋磚，墓葬整體較大，長寬在2米以上，隨葬器物也很多。從考古發現的東漢，六朝墓葬看，這些墓葬都不是隨意選址的，很多家族墓地，更是講究，非傍山依水不建。從其選址的考究可以推測，當時肯定存在着選址的風水術士和指導選址的經典書籍- “葬書”。
二，敦煌懸泉漢簡出土“葬書”
從晉郭璞“葬書”的文本考察和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特點的考察，都可以推測到晉郭璞“葬書”之前存在着某種指導墓葬選址的“葬書” 。1990年10月-1992年12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的全面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簡帛文書，其中文化典籍中發現了“葬書”。遺址中出土大量簡牘，陶片，麻紙，皮革，絲織品和馬，牛，雞等骨骼，總計達7萬多件。其中簡牘35000餘枚，有字者23000餘枚。簡牘文書按內容分為15類近百種。文書內容遠遠超出敦煌，居延漢簡的內容。主要有郵置，郵置道里，郵書，過所與乘傳，詔書與各種官府文書，律，令，品及司法文書，各種簿籍，信札，文化典籍，其他重要史料等。其中文化典籍大都殘損，難以復原，從內容看，有“蒼幾篇”，“急就章”，“論語”，“日書” ，“歷譜”，“葬書”，“醫藥方技”，“相馬經”等種，除“葬書”外，其他均是敦煌，居延漢簡常見者。遺憾的是“葬書“殘損嚴重，目前尚未全部釋讀發表。該遺址的年代可分三期：開創期（早期）為西漢武帝元鼎至征和（公元前111 -公元前92年）年間，約30年;發展鼎盛期為西漢昭帝至東漢初建武五年（公元前86年-29年），約100年，其後為衰敗期（後期）;魏晉時期已廢棄。由此可見，考古發現的“葬書“肯定比郭璞的”葬書“早。④⑤
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位於敦煌和安西兩市交界處，東距安西60公里，西距敦煌64公里，現屬敦煌市五敦鄉管轄。遺址位於山前衝擊扇緩坡台地上，海拔1700米左右，南依三危山余脈之火焰山，北臨西沙窩鹽鹼灘，與北面的疏勒河和漢長城烽燧線遙遙相望。東南側入懸泉谷直通懸泉水。遺址周圍為高低不平的礫石戈壁沙丘地形，屬溫帶乾旱氣候，多風少雨，夏熱冬寒，附近幾乎無居民。然而，遺址所在地卻是這一帶的“風水寶地”：依山望水，東南側入懸泉谷直通懸泉水。“元和郡縣圖志”載：“懸泉水，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漢將李廣（利）伐大宛還，士眾渴乏，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即此也。水有靈，車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敦煌遺書P2005號”沙洲督府圖經“載：”懸泉水，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出於石崖縫中，其泉傍出細流，一里許即絕。... ...“西涼錄異物志”云：'側出泉崖，故曰懸泉。“遺址地處交通要害之處，又有水源供給，水質極好，現在仍稱“甜水井”，西漢時期是張騫通西域，貳師伐大宛的必經之地。兩漢時期，特別是在西漢，是東西交通大動脈的重要中轉站。懸泉置的選址可謂極其講究，從水的流向，重視水質等考察，似乎也有晉郭璞“葬書”的影子。至於竹簡中的“葬書”到底是什麼內容，目前不得而知。“懸泉置”是建立在河西要道上的一處集傳遞郵件，傳達命令，接待賓客為一體的綜合機構，是漢朝政府在邊疆設置的具軍事性質的“郵政局“，其行政級別與”縣“相等。”懸泉置“的工作人員都是漢朝政府派發的，在懸泉置中發現”葬書“，從側面說明漢朝政府對建築（地上，地下）選址是很講究的。
三，結語
晉•郭璞“葬書”無論從其文本看還是從考古材料分析，都可以推斷在成書前存在類似的相對不成熟的“葬書”，敦煌懸泉漢簡出土“葬書”雖然尚未釋讀，發表，但至少說明漢代對墓葬選址是很講究的，是有專門的人，專門的理論指導的。據此我們認為：晉•郭璞“葬書”是有其起源的，書中的“經曰”就是其成書的“藍本”，晉•郭璞着的“葬書”是歷經400多年，凝聚兩漢，魏晉數代風水文化研究者，實踐者的智慧形成的風水學經典，是風水學的集大成著作。
注釋：
①“山西離石石盤漢代畫像石墓”，王金元，“文物”2005年第二期。
②“南京殷巷西晉紀年墓”，南京市博物館，“文物”2002年第七期。
③“南京北郊東晉溫嶠墓”，南京市博物館，“文物”2002年第七期。
④“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0年第五期。
⑤“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2000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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