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作家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散文集《易經》（本書譯為《變易之書》，以區別於中國傳統《易經》），我國知道的人未必很多，它在世界布萊希特研究界卻是大名鼎鼎。布萊希特的《易經》形式類似阿拉伯世界的“朱哈的故事”，更像中國《墨子》“耕柱”篇里的語錄式散文。該散文集為何稱“易經”？這是一個至今尚未討論清楚的問題。

布萊希特《易經》命名之謎

20世紀20年代，布萊希特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閱讀過大量中國古代哲學的德文譯本，其中包括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翻譯並解釋的《易經》。學者們在布萊希特流亡時期的文字檔案中，發現過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易經”二字。這是人們見到的他第一次關於“易經”的記載，估計是1934年他流亡丹麥之初寫的。1939年5月25日，他在《工作日記》中第一次提到《易經》這個書名。布萊希特自流亡之初，便開始了一系列語錄式散文寫作，並統一命名為《易經》。

20世紀70年代以後，研究者逐漸意識到，不了解中國古代哲學，很難真正理解布萊希特的作品。布萊希特的散文集《易經》開始受到學術界普遍關注。人們試圖從它入手，進一步探討布萊希特文學創作與中國古代哲學的關係。然而，由於“二戰”以後出版布萊希特文集時，出版家把書名改為《墨子/易經》，這一改動給人們的判斷帶來麻煩。憑着良好的漢學知識，曾經對布萊希特與中國古代哲學關係這個課題作出開創性貢獻的韓國學者，時至今日也未見對布萊希特的《易經》與中國《易經》的關係發表看法。

以墨子學說表達馬克思主義分析

德國學術界關於這個問題，迄今為止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布萊希特的《易經》與中國《易經》沒有關係。布萊希特所用的“易”這個概念，其含義不同於中國《易經》的“易”。他的目的在於創作一部以墨子學說為依據的“行為學手冊”。他只是借用《易經》這個書名，表達他對墨子學說的研究心得；並進一步在墨子這件“外衣”掩蓋下，表達他對當前重要政治事件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這種說法最初見於出版者為布萊希特《易經》寫的後記。基於這種判斷，出版者將書名改為《墨子/易經》，突出散文與墨子思想的密切關係。這個判斷的重要依據是，書中多數散文的主人公都被命名為“墨子”。

但是，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書中有部分散文還涉及其他中國哲學家的思想。我國學者衛茂平教授曾指出，散文中還提到比如孔子、莊子、列子、老子等人的思想。何況散文中的主人公也並非都稱墨子，還有不少以中國姓氏命名的人，如卡梅（馬克思）、艾福（恩格斯）、米恩列（列寧）、倪恩（斯大林）、徐葉（黑格爾）、費胡旺（孚西特萬格）、金葉（布萊希特）、胡易（希特拉）等。

受列寧辯證思維之啟發

主張第二種說法的人，首先應注意到布萊希特對“易”這個概念的翻譯不同於衛禮賢。布萊希特用德語單詞“Wendung”代替衛禮賢的“Wandlung”。這些學者注意到，布萊希特在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同時，閱讀過列寧在蘇聯推行“新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論文。他認為，列寧關於從“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論述，充滿了辯證思維的智慧和膽識。在他看來，兩種譯法雖然都有“變易”的意思，但“Wendung”的釋義更側重於“轉變”、“轉化”，更突出事務變易的漸進性、階段性，更能反映事物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法。事實上，布萊希特的《易經》散文里，有一篇標題為《米恩列關於攀登高山的比喻》的短文，它就是從列寧當年論述“新經濟政策”的《評論家的短評》中摘引來的。

“計謀”實為“春秋筆法”

第三種說法與第二種說法有相同之處，它首先關注的也是布萊希特翻譯“易”的概念。不過其論據是來源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德國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即革命者從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公開鬥爭，轉變為法西斯時代的隱蔽鬥爭。隨着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革命者為了避免損失，保存實力，必須轉變鬥爭方式。這種轉變既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這種主張認為，布萊希特用“Wendung”代替“Wandlung ”，正是受了革命鬥爭方式轉變的啟發。這種說法的有力證據，是布萊希特流亡國外之初，寫過一篇題為《描寫真理的五重困難》的文章，號召並動員德國知識分子轉變鬥爭方式，運用計謀與法西斯勢力進行周旋。“計謀”（List）在德文里是個貶義詞，釋義為“狡詐”、“狡猾”。布萊希特根據《孫子兵法》，把它改造成一個褒義詞。他說的“計謀”，實際上指的是孔子的“春秋筆法”，即寓褒貶於一字之差，迷惑敵人耳目，揭露敵人的真相，使真理得以在世人面前廣泛傳播。

“歷史觀念”解讀歐洲時事

我認為，布萊希特之所以用“Wendung”代替“Wandlung”，是為了表達他對“易”這個概念更精確的理解。《易經》不是一般地講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它從時間觀念入手探索天地人盛衰沉浮、生長收藏的規律。用西方現代哲學概念來說，《易經》對事物發展變化的描述，還具有“異時性”的特點，或稱“歷史觀念”，即隨着時間的變化，事物的存在狀態也發生變化。根據事物發展“異時性”的特點，人們考察事物，不僅要有“變易、變化”（Wandlung）的觀念，還必須有“轉變、轉化”（Wendung）的觀念，這樣才能精確理解事物從彼一時到此一時的變化過程。

布萊希特被《易經》所蘊涵的辯證法深深吸引，在流亡途中一邊研讀中國古代哲學，一邊運用中國傳統哲學筆法，陸續寫下自己對歐洲重大政治事件和哲學問題所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思考和分析，從而明確自己的行為指南。書中幾乎每一篇散文，都洋溢着中國式的辯證法智慧。不過書中正文無一處直接用“辯證法”這個詞（只有一次用於標題），而是代之以“大法”（Die Grosse Methode）。在他的《易經》中單是以“大法”命名的散文，就有十篇之多，如《論大法》、《何時產生大法》、《大法的差別律》等。

東方智慧帶來的“思維體操”

布萊希特研習和吸納中國古代哲學，並把自己的心得運用於文學創作，表現了難能可貴的熱情。他最初接觸《道德經》時，立刻被其中“將欲取之，必先與之”、“大道廢，有仁義”、福禍相依、柔能克堅等辯證的思維方式所傾倒。墨子“斷指存腕”這樣的辯證法思想，一再成為他劇本表現的主題，曾經在評論界引起不同解讀和熱議。他在與朋友交談時，也常常用“予子冠履，斷子手足”這樣的比喻，表達他對事物的取捨。

在他的劇目《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到《莊子?盜跖》對“忠信廉義”的批判、《莊子?人間世》“材之患”的脫身之術等中國哲學元素，併產生了令人瞠目的藝術效果。劇本初次上演，便讓那些不熟悉中國哲學、習慣於西方美學理論的評論家，立即經受了一場陌生藝術思維方式的衝擊。《易經》里的“身退道不退”、“韜光養晦”、“以退為進”的思想，啟發他創作了《赫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伽利略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帥克》等優秀劇作。正如他的音樂家朋友漢斯?艾斯勒說的那樣，中國哲學為布萊希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思想啟發”，這使他的作品洋溢着濃郁的哲理趣味、耐人尋味的東方智慧，給酷愛哲學的德國觀眾提供了許多思維娛悅和審美享受。他的散文集《易經》就是這樣的作品，被學術界譽為“思維體操”。來源：鳳凰讀書 作者：張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