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大凡能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一類通史或教材中掛得上名字的學者，幾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經歷及其著作。不是這些學者成就了《周易》，將它從一本占筮書變成了哲學書、變成了修身治國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學者：訓練了他們的思維，開啟了他們的智慧，凈化了他們的靈魂。

　　《易傳》第一次對《周易》作了系統的義理闡釋。因為《易傳·易辭》中的一句疑問之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人遂將《周易》定性為“憂患之作”。

　　憂患之思，理應發乎得意之際而非困頓之際；周文王囚禁之中“演《周易》”，更多的是發憤之心，所以，他將《乾》卦列為《周易》首卦。《易傳·象》概括《乾》卦卦義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天道剛健，君子應當以天道為法自強不息。這句話，才算體悟到了周文王的本意；自強不息，是《周易》的真精神。

　　《乾》卦的六個爻辭向我們透露：“自強不息”不僅包含有“君子終日乾乾”、“飛龍在天”的奮發進取之義，還包含有忍耐、憂患、自悔三義。

　　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是自強不息的起點。潛而勿用，原因有兩：

　　一是自覺的積聚力量。一顆種子，在地下伸展根系，吸收水分養料，最後破土而出，往往漫長而又艱難。然而，越是漫長越是艱難的初始積聚，對於以後的整個生長發育過程往往越是有利。孟子有一段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講的也是有為之人在其有為之前必要的力量積聚。忍，是力量積聚時期的核心精神。

　　二是與敵對壘時的量力而行。力量的強與弱，是比較的結果；選擇進取還是隱忍，須因時度勢。敵強我弱，就須忍；此時的忍，是明智而非怯弱，是爭取時間積聚力量壯大自己。周文王被商紂王囚於羑里，是文王因時度勢不得不前往殷都接受囚困，為自己部族爭取時間壯大實力。如果沒有周文王的羑里之忍，也就沒有後來的武王克商和周王朝的一統天下。

　　華夏民族經風瀝雨一路走來，既有艱苦卓絕的奮鬥，也有忍辱負重的權宜。沒有前者，後者便是沒有脊樑的苟且者；沒有後者，前者往往成為半途而廢的失敗者。《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五次出兵攻魏，皆無功而返；第六次出兵攻魏，命喪五丈原。正是一次又一次不自量力的出師，耗盡了蜀國的元氣，成為三足鼎立中的第一個出局者。

　　
　　忍，是一種理性的狀態，是一種智慧的展開；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一旦缺失忍，自強之路就隨時可能中止。

　　憂患意識作為一種主動性意識，存在於事業順利、生活安逸的狀態下，對可能發生憂患狀況的思慮。《乾》卦的第三、四兩爻，象徵有較高和很高地位的人。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白天精神抖擻地做事，晚間怵惕思省。今人常說的“朝乾夕惕”，即由此而來。九四爻象徵人的地位已靠近“九五”之尊，所以，爻辭的憂患意識更濃重：“或躍在淵，無咎。”這是一個令很多人羨慕的高位，卻又是一個“伴君如伴虎”的高危之地，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自在情理之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就是處身高位者、事業即將成功者必須具有的謹慎戒懼之心。

　　人類常常要面臨兩類患難，一類是自然降臨的患難，另一類是人為造成的患難。前一類患難不可避免，后一類患難則往往由於處理得當而可以避免。憂患意識的一個作用，就是由於對自然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有了預期的考慮，從而為人們應對可能來臨的災害提供精神和物質準備。自然災害的來臨，先期都有徵兆，“月暈而風，礎潤而雨”，就是這個道理。頭腦中有了憂患意識，就會洞察一切，見微知著，將旋踵即至的災難損害降至最低程度。頭腦中缺少憂患意識，面對天災徵兆也會視若無睹，以致災難降臨時驚惶失措。憂患意識一旦缺失，自強不息往往難以保證。

　　憂患意識的另一個作用，是通過對人為患難的可能性的預先考慮，提示人們採取適當措施加以防範或消解。《周易·乾》中的“夕惕若厲”和“或躍在淵”，正是這種憂患意識的形象表達。

　　自悔意識，是自強不息的第三個支撐點。《乾》卦的第五、六兩爻為天爻，其中第五爻名稱“九五”，象徵君王之位，古時稱君王為“九五之尊”，即由此而來。第六爻名稱“上九”，位居“九五”之上，實屬至尊。該爻的爻辭是：“亢龍有悔。”亢含有高、極兩義；“有悔”是“夕惕若厲”、“或躍在淵”的延續，是隨着人的自強不息的進程，在到達最高位置時，如何保持自強不息狀態的一種理性的、自覺的反思，而不是面臨物極必反的自然規律生髮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亢龍”，即居於最高位的領導者，要有自悔意識，要經常性地自覺認識自己的不足，這是“持盈保泰”、自強不息的不二法門。

　　“亢龍有悔”給我們很多啟示。首先，長期居於高位的人，要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千萬不要迷信自己的話“句句是真理”，更不可相信“一句頂一萬句”的奉承。發覺錯誤，及時糾正，是一種自信的表達，也是自強不息的體現。我們已經持續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是以執政黨整體自悔為前提的自強之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性質不在學術觀點的爭鳴而在自悔意識的確立，矛頭指向“句句是真理”的“亢龍”迷信如何回歸到“亢龍有悔”。正是這種自悔意識的回歸，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反思與糾正，確立了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新國策，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自強不息的道路上繼續前行。

　　其二，“亢龍有悔”中的“有悔”，是自悔而非替他人“有悔”。中國人有一個傳統，把歷史作為一面鏡子，借古鑒今。於是，替古人“有悔”便成為一些人的專業。這一專業的形成，可能為了避免直面自悔的尷尬，於是借古喻今，說古人如何地好，是在暗示今人行為不當；講古人如何地不好，也是在提示今人不可重蹈舊轍。繞了一大圈，旨在勸人“有悔”。

　　自悔直面現實，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氣。能否自悔，也是衡量和檢驗領導幹部素質優劣的一把尺子、一塊試石。自悔意識不是身居高位者的專利，任何一個有自強心有事業心的人，都應該具有。古人說 “吾日三省吾身”，反省吾身，就包含着自悔的內容；自悔意識不僅存在於重大事情發生之後，存在於位極之際，也同樣存在於平民百姓之身，存在於日常工作生活之中。總之，時時處處都能保持自悔意識，個人自強不息的願景也就有可能成為現實；整個民族的自強不息，也就有了最廣泛最堅實的基礎保證。

　　自強不息的豐富內涵，深深地紮根於一代又一代華夏子孫的心田裡，形成為一種民族精神。《周易》滋潤於華夏文化、福佑於華夏子孫，又豈僅於此。秦漢以來，大凡能在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一類通史或教材中掛得上名字的學者，幾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經歷及其著作。不是這些學者成就了《周易》，將它從一本占筮書變成了哲學書、變成了修身治國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學者：訓練了他們的思維，開啟了他們的智慧，凈化了他們的靈魂。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也便在這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周易》研究、陶冶中綿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