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闡述了《易經》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分析了《易經》對西方科學的衝擊以及西方對《易經》的認識；最後指出中西方文化的有機融合才是世界科學未來的發展之道。

　　　關 鍵 詞：易經/陰陽/中醫/天人和一

　　一、《易經》與中國傳統文化

　　談起中國傳統文化，就不能不提起《易經》這部上古奇書。《易經》中包含了我國古人博大精深的整體宇宙觀，指出萬物是由陰陽構成的，闡明了萬物產生、發展衍化和轉化的至理，反映了客觀世界萬物運動所呈現的普遍規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間一切事物無不因時因地或成為陽剛，或成為陰柔，而這一陽剛陰柔的變化法則，正是宇宙的法則，人生之律，亦即天道和人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含有變易、不易和簡易的意思，宇宙萬物因時因地的陰陽、剛柔、靜動，變易而不易，複雜而簡單，矛盾又統一，對立又和諧，這就是《易經》中的陰陽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太極是天地未分前，混而為一的元氣，這一混沌不分的元氣，或成為陽剛，或成為陰柔，變化無窮；並以陽統御陰，以陰追隨陽。乾坤代表了天和地，天是行雲施雨的空間和萬物生成的根源，是造化根本的大陽；與此相對的是大地的大陰，大地的陰的元氣是萬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天是主宰，是動能；而地是順從、被動的。天的法則是變化無窮的，陽剛和陰柔交互變化，使萬物生成；陰陽保持和諧，才能使萬物順利地發展變化及進化。天地陰陽交錯，使萬物生成發展生生不息的使用極其微妙難以捉摸。這就要求我們的認識不只是具體的、有形的現象，而且應該以現象發生的抽象的、無形的本質來思考，人的形體之小微不足道，但人的心志活動卻將無窮盡的大宇宙包攝無限，這就是陽剛陰柔的形而上的精神了。

    總之，天地陽剛陰柔動靜的微妙作用，是萬物生長發展的根源，闡明這一法則並廣泛運用於宇宙與人生的一切變化現象上，使人能夠知變、應變、適變，去惡向善，避凶就吉。這就是《易經》的中心思想。

　　被譽為道教學派始祖的老子吸取了《易經》的精華而作出被奉為道教經典的奇書《道德經》。它指出道是萬物之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以“無”為道，“有”生於“無”，有形的物體產生於無形的本體，“有”與“無”異位而同體。“道”生宇宙，宇宙生元氣，元氣構成天地、四時、陰陽而生萬物。“無為”是老子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治國之策應採用“無為而治”，修身養性應持“清凈無為”、“少私寡慾”的態度；在為人處世上，老子十分推崇水的特性，“柔弱勝剛強”，“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水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不要鋒芒太露，要取以退為進的處世之道。另外，《道德經》中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欲擒故縱”、“以靜治動”、“避實就虛”等軍事思想，被視為後世軍事理論的開端，說老子是我國軍事家的始祖是一點也不過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道德經》中“以靜治動”、“后發制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等思想孕育出延綿至今的道家氣功與武學。

　　莊子在老子“無為”思想的基礎上，強調人類與自然是完全和諧統一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孟子也宣稱“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求，善莫大焉”。在古代聖賢那裡，宇宙、人身本為一體，天地、精神自然相融，這些觀點都是《易經》中宇宙觀的進一步發展，“夫大人者，與日月和其明，與四時和其序，與鬼神和其凶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德行高尚的人，功德與天地相契合，光明與日月相輝映，進退與春夏秋冬四時同步，“大人的行為先於天時但符合自然的法則，後於天時但遵循自然的變化時機”。《易經》認為，嚴格把握宇宙真理的人，其行為準則是與社會相契合的，人類與自然是息息相關的。這就是《易經》中的整體宇宙觀。

　　我國是人類文明四大發源地之一，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則是《易經》。傳說中的禹鑄九鼎，標誌着我國很早就進入銅器時代。我國古代科技體系奠基於春秋戰國，形成於漢，發展於六朝隋唐，昌盛於宋遼金元。它包括：以代數為主的數學體系；具有相當精確度的天體計算的天文體系；資料豐沛的人文、自然地理學體系、直交網絡的地圖學體系；中醫中藥學體系；多種經營、連作複種、精耕細作的農學體系；遙遙領先的鍊鋼體系；磚木宮室體系；以及園林、橋樑、絲織、瓷器、巧奪天工的多種工藝品、水密隔艙的艟艨巨艘、手工業設施等等。其中四大發明更是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能直接體現出《易經》精髓的要數中醫了。中國傳統醫學可說是集《易經》和中國傳統文化之大成者，是中國文化遺產中一顆最璀璨的明珠。其中最經典和系統的著作要數古老的《黃帝內經》，它將《易經》中的“陰陽”理論發揮到了極致。其中的許多醫學理論迄今西方醫學才能證實，如醫學物候學，醫學地理學等。書中貫穿始終的生命觀念至今仍比西方醫學高明。如在對待疾病的態度上，中國醫學講究“養、調、治”，就是說人應該順應自然、對應自然，以達到陰陽平衡、百病不生；偶有小疾或身體失衡（自身內部失衡，自身與自然失衡），就要調整，使各個系統保持平衡。這種“疾病具有健康傾向”的辯證法觀點，比西醫的先病後治的思想更完整美妙；平衡施治的整體調治思想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西醫學理論更為高明。《黃帝內經》同時向人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養身方法，告訴人們怎麼才能使人通天氣、地氣，然後充滿浩然之氣，立於天地之間，以求長生。人不但要汲取天地之氣，以和自然，還要求男女相合，以和陰陽，達到陰陽平衡的目的，這樣才能盡享天年。

　　漢朝醫聖張仲景的《傷寒論》和“子午流注”理論將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人體五臟六腑分別與自然界四時變化，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對應起來，“五運六氣”進退生克，陰陽為經，五行為緯，把人體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營衛氣血、五官七竅、四肢爪甲、皮毛肌腠、筋骨精髓以及五華六色、七情六慾等全部連接起來，展示了人體內外深淺層次間的縱橫聯繫。閃耀着《易經》中陰陽整體學說和天人和一的哲學思想，人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其生老病死無不與客觀自然的變化息息相關，只要抓住時機，即可利用大自然的氣運流動來調治人體內的病變。另一方面，人體內部的病灶變化，也都會在表現上（臉色、氣味、脈搏等）有所反映，因此通過分析這些徵兆，即可對內部疾病進行有效診斷或預防，這方面的經典首推扁鵲的《難經》。

　為何古人早已認識到並實踐了幾千年的中醫理論至今還沒能徹底弄明白？現代人的思維到底在哪一點上不如古人呢？古人赤手空拳，沒有任何儀器，更沒有電子顯微鏡和X光之類的先進設備，其高超的認識是從那裡來的？而且，西方醫學越是向縱深發展，越接近於中醫的某些理論。如在分子水平的生物研究中，發現了許多具有陰陽屬性的分子對，而在《易經》和《黃帝內經》中已用陰陽學說概括了物質的屬性：“五行學說”與現代控制論的反饋機制有許多相似；現代整體免疫學和物候學與中醫的平衡施治和“天人和一”思想完全一致。凡此種種都共同表現了向中醫的趨近。那麼，古典中醫理論怎麼會有那麼高的水準，以至兩千多年以後的醫學發展不僅不離其中，而且自覺不自覺地都向其靠攏？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古人的以陰陽學說為指導的“萬物一體”、“天人和一”的整體宇宙觀確有高明之處！

　　“《易》以道陰陽”，莊周的這句話，總讓人有一種新鮮感。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搞科學技術的人大多數是得不到重視的，他們或是在內廷當個供奉，或是混個官場小吏，看看星相，修修曆法，做些玲瓏剔透的工藝品。他們既沒有近代才逐漸形成的階梯式教育，周圍也無學術氣氛可言。除實踐外，他們唯一的教科書便是《易經》，以及在實踐中對《易經》的揣摩。陰陽學說啟迪了他們的心靈，看到了事物本質中的些許微光，便取得了令人嘆服的成就。正基於此，中國歷史上的科技工作者與尊陰陽五行者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界限；歷史上的諸子百家多講陰陽，道家、五行家、儒家等各從不同側面遵循着陰陽學說。因此，儘管他們各有本職工作，卻又都有科技成就，在不同門派的浩瀚典籍中留下了豐富和寶貴的科技遺產。如道家的煉丹術，即道人的外丹黃白朮，頗為世人小視。但道家從大量的化學實驗中有意無意地發展了化學，黑火藥就是煉丹術的最卓越的成就。以致李約瑟博士說，中國煉丹術乃世界“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易經》誘發出的璀璨文明是衡量它的真實價值的尺度，在它的內核深藏不露時便已放出了光彩，從這個事實倒推上去，不難揣摩到，它的內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整體宇宙觀。但令今人迷惑的是，既然《易經》孕育出了燦爛的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為什麼《易經》的故鄉在近幾百年來倒落後了？

　　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恐怕不能把原因歸咎於《易經》本身沒被徹底破譯之說。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古代有《易經》及其指導下產生的發達的技術，卻一直沒能從《易經》演化出高超的方法論，因而也就沒有與先進的方法相應的近代科學技術結構。

　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騰飛是從蒸汽機的發明開始的，馬克思把蒸汽機作為人類邁入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蒸汽機是水排、風箱、真空理論和熱力學理論的有機融合。但正如李約瑟博士所說，水排和風箱都是中國人創造並傳入歐洲的，沒有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的貢獻，蒸汽機的發明是不可思議的。甚至世界上最早做真空試驗的也恰恰是中國人。西漢時期，三教九流常雲集在一起做一些古怪的試驗，“銅瓮雷鳴”便是其中之一。該試驗是將少許沸水裝入薄殼銅瓮中，並速將封口的銅瓮投入井水中，緊接着會聽到一聲雷鳴般巨響。這是由於銅瓮內的沸水迅速冷卻而造成局部真空，在大氣壓和井水壓力下被壓破而發出的。而西漢的學士們則認為，這是所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故，沸水屬“盛陽”，井水寒泉屬“陰氣”，隔瓶“刖刖不相入”，於是就有“銅瓮雷鳴”的現象。這個試驗比十七世紀五十年代的馬德堡半球試驗早了將近兩千年，而且也是靠蒸汽冷卻而獲得真空的，和蒸汽機原理只有一步之遙。

　　在東漢初年，南陽太守杜詩就設計並製造了一種水力鼓風機用於冶金鑄造業。它是用水轉動水輪，通過一系列的曲軸、連桿、往複桿裝置，把圓周運動轉化為拉風箱的直線運動。它包括動力系統、傳動系統和工作系統，具有真正機器的主要特徵。不僅如此，把這種操作程序反過來，就是蒸汽機活塞的直線往複運動向圓周運動的轉換。我國冶金最初用的是冶金皮囊，戰國時已有四囊。漢代用“馬排”、“牛排”以至杜詩的水排。宋代已有類似於手風琴的木風扇。這是一種有自動閥門的風箱。特別是到了明末，已出現了活塞式鼓風機。活塞加上雙作式閥門，同樣距蒸汽機只有一步之遙。

　　一個令人迷惑不解但發人深省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中國人在真空條件下的大氣壓試驗較歐洲早了一千多年；圓周和直線往複運動的轉換裝置較歐洲早了一千多年；在氣流進入之後能自動關閉進氣口的雙作式閥門裝置，中國起碼較歐洲早五百年以上。可是，在發展生產力同樣迫切的中國，喜歡一切都從整體宇宙觀出發歸納綜合考慮問題的中國古人，為什麼就沒能將已有的技術結合起來發明並製造出蒸汽機呢？

　《易經》是通過“仰觀天象，俯察物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途徑或方法總結出來的，是古人觀察和經驗的結晶。初民畫卦，研究對象是萬物變化，生物運動是物質運動的最高形式，而人的活動又是生物運動的頂峰，從“諸身”出發研究“諸物”，把人放在“天象”和“物形”之間加以考察，方法奇絕，結論帶有本質性。但它畢竟是觀測和經驗的產物，所以，當這樣一部《易經》普惠人間時可以催發出文明，而如果不圍繞它建立系統的方法論，不適時地作具體理論的補充，不通過合理的科技結構去逐漸逼近其內核，它所導源出的文明就勢必不能繼續保持其旺盛的發展勢頭。陰陽學說雖然反映了萬物運動轉化中對立統一的根本規律，但規律不是方法，也不能用規律代替方法。中國古代學士們所犯的錯誤並不在於他們所依據的理論是錯誤的，而在於他們曲解了陰陽理論，並且把曲解的規律當作方法了。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易經》反映的是宇宙萬物變化的本質規律，學士們從它出發來研究一些具體現象，即使試驗失敗了，也不可能懷疑被他們曲解了的具體規律是不正確的。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陰陽理論是貫徹始終的，又是高度概括的，一切具體現象及其規律在它面前，就都顯得是理所應當的，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人不注重深入研究具體問題的根本原因。因此沒有從《易經》中引發出嚴密的建立在數理邏輯基礎之上的分門別類的科學體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科學的具體知識是附於合理的科學結構之上的。我國古代由《易經》導源出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手段附着於一個龐大而難以駕御的易學基礎之上。由於《易經》的超前性，構造六十四卦的方法始終沒能破譯出來，明晰嚴密的邏輯推理被既高深莫測又難以理喻的象數推理所取代，陰陽學說“類萬物之情”地大包大攬而沒能形成學科分類，因為萬物都被究天人之際而生的易理所“類”了，也就用不着分科了，沒能去進一步弄清陰陽五行學說作用於萬物的具體規律和理論，更談不上探明萬物構造機制的受控實驗。因此來自於生產實踐的風箱和水排只能作為孤立的技術沿用着；也沒有具體的學科理論來修正銅瓮雷鳴試驗所依據的“陰陽理論”的失誤之處。它們分別孤立地存在着，經受着千百年歷史長河波浪的拍打，卻始終沒能結合成更加輝煌的成就。蒸汽機沒能在《易經》的故鄉發明出來，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二、西方對《易經》的認識

　　《易經》自17世紀傳入西方后，先後引起了歐洲哲學史上三個德國人的注意，他們是萊布尼茨、康德和黑格爾。萊布尼茨是數理邏輯的先驅，是從宋代易學家邵雍對六十四的排列中看出二進制的第一人。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單子組成的，各組單子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覺”，而最高級的單子就是上帝，上帝預先安排整個世界各個單子的和諧統一。他一生追求本原規律，認為認識是先驗的，是心靈所固有的潛在觀念的顯現，並沿着這條路一直追索到創造了“前定和諧”的上帝那裡。可見，如果不是總纏着上帝的話，他的一些想法和我國上古總結出《易經》的人有相同之處，而且他也是用數理方法來研究哲學的，因此鑽入《易經》不足為奇。

　　康德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創始人，曾提出太陽系起源的星雲假說，把太陽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質按其客觀規律運動發展的過程。康德研究過中國哲學，認為在人的意識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宣稱“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本體”，人們認識的只是“現象”。西方哲學家曾說康德的倫理學是“哥尼斯堡出的中國貨”，其實他只是對孔孟之道有點淺薄的理解，沒有進一步追尋孔孟之道是來自於《易經》所奠定的平衡系統，所講的是個和諧問題。只是說《易經》“非常不好懂，就連中國人自己都不能理解”。可見他研究中國哲學時是在舍本求末，丟了西瓜，卻撿了芝麻。

　　黑格爾把康德開創的唯心主義哲學推向頂峰，創立了歐洲哲學史上最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其基本出發點是“思有同一說”，認為絕對精神是萬事萬物的本源和基礎，是辯證地發展着的，經歷了邏輯、自然、精神三個階段。把這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成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成處於不斷的運動、變化、轉化和發展之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的和發展的內在聯繫，目的在於統一精神與自然、一般與個別、理想與現實等對立面，並使之成為綜合體。這雖然與幾千年之前的《易經》的某些思想不謀而合，但研究《易經》時，並沒有從中看出道道，認為太極圖是一條蛇在咬自己的尾巴，沒有實際意義。他對《易經》的總認識是在研究外在的秩序而不是內在秩序。《易經》是在解釋實在之終極性質的過程中產生的，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屬同道卻又比之高明得多，他本應從中有所借鑒，誰想到這位大哲學家卻以西方認識東方時所特有的膚淺將之拒於門外，使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失之交臂。

    西方總體上感受到《易經》的價值是二十世紀的事。愛因斯坦曾久久迷惑：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希臘哲學家開創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文化復興時期開始的系統實驗為基礎的。而中國古代賢哲並沒有遵循這條道路，為何卻能作出西方的全部發現？

　　李約瑟博士從一個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世界古代發明的一半以上來源於中國。造成歐洲現代科學文明的靈感也許是歐洲人的，但歐洲最“現代”的自然科學理論基礎所受到的莊周、周敦頤和朱熹等人的恩惠，比世界上現在已經認識到的要多得多。中國古代璀璨的科技文明的催發，並不需要吸取西方的養分，也不是沿着西方的道路發展起來的，因為它有着獨特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它們在今天非但不是落伍的，而且仍能對西方最前沿的科技發展起指導作用。那麼至今仍有着強大生命力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什麼？並非巧合，李氏所列舉的三個中國人莊周、周敦頤和朱熹俱是歷史上有名的治易大師。李氏認為，人類歷史上的一些很基本的技術，正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只要深入挖掘，在它的源頭，就能找到更有價值的東西——除《易經》而無其它。《易經》是中國文化的開端，從中體現出的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生疏和不解的，既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又沒有嚴格的受控實驗，可那些讓全人類受益的技術不知怎麼就脫穎而出了。《易經》曾經孕育出了中國古代燦爛的科技文明這一事實，使西方的哲人不能不感受到《易經》里有他們所不解的巨大價值。

　　玻爾對近代量子物理學的貢獻是舉世公認的，在給他授勛時，他卻選擇了中國的太極圖作為徽章的圖案。直至量子物理學成熟起來，充分認識到物質波粒二象性時，西方的有識之士才認識到太極圖是對波粒二象性的高度形象概括，並不是如黑格爾所說的一條咬着自己尾巴的蛇。當然太極圖的內涵遠不止於此，它是對易理的形象描述，反映的是萬物運動變化的本質規律，從中折射出波粒二象性的具體規律也就不足為奇的了。

　　《易經》最成功的應用就是生命科學。中醫來之於易，歷經幾千年而不衰。西醫並不源於易，但隨着西醫的深入發展，其所揭示的問題往往就是中醫兩千多年前已充分闡述的問題。西醫向中醫靠攏的趨勢，實際上是向原本規律的復歸，是向《易經》整體思維方式的逼近。因此近年來西方有人說，下個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這並不足怪。

    三、世界科學的未來發展依賴於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綜觀中西方文化和科技發展的特點，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科技是從物質世界的根本規律出發，向下派生式演化發展的，是一個由普遍到具體的過程，一切具體規律和成就都是在陰陽整體觀的指導下取得的。即使有些具體規律被一時曲解，也不會動搖整個結構體系的穩定性。在宇宙本質規律的指導下，中國古人就很容易把握一些具體問題的實質而作出非凡的貢獻。中醫和氣功是中國古人最感興趣的分支，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到今天也沒能逾越。在這種思想下，古人選哪些分支進行深入研究，可以說是隨心所欲的。這樣就難以深入對具體事物細節的研究，得出結構嚴密的、可以實驗驗證的具體規律。雖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服務於社會，但終究為這些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造成了障礙。

　　而西方科技則走的是另外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一切都從實證出發，從一定範圍內實驗結果歸納總結出一些具體規律或定理，再通過嚴密的數理邏輯的演算，推導出上一級更普遍的規律；經過這樣一級一級不斷地歸納總結再提高的過程，逐步向宇宙萬物的本質規律接近。顯然這是由下到上、由特殊到一般的探尋過程。由此而形成了今天分門別類的現代自然科學體系。任何一個具體環節的錯誤，都會直接影響到整個科學體系的穩定。因此在西方科學體系中，經常出現對錯誤理論的修正或補充。而且在這種研究體系中，除非將所有相互關聯的學科分支都研究得相當透徹，否則就很難在此基礎上得出上一級的普遍規律。可以想象，要想通過這種方式得出宇宙萬物的終極規律，其工作量簡直是難以窮盡，其效果是事倍功半的。當代系統科學的興起，既是西方科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向中國古代整體思維方式的復歸。

    在西方科學體系中，由於缺乏宇宙本質規律的指導，研究工作往往是盲目的，經常多走彎路而不自覺；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一時認識的局限，或受眼前利益的驅使，人們往往容易被眼前所取得的某些成就所迷惑，而沒能及時意識到或沒有重視它們所將要造成的致命的負面影響。如現代文明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現在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正在設法解決；但還有更多的由我們所沾沾自喜的所謂“科技成果”所造成的危害，在今天我們還沒認識到，或它還沒有顯示出來，但當後人設法消除這些危害時，說不定會花費數倍的精力和財力，也許有些危害是以後根本無法消除的。可見在西方科學體系中，強調的是人對大自然的改造，人和自然被對立起來了，世界已變得不再和諧，長此下去，自然對所謂現代人的報復是遲早要到來的，人們將會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在中國古代，這種情況卻一直沒有發生，根本原因在於古人有陰陽整體宇宙觀的指引，他們把人融入大自然，人只是大自然的一員，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大自然的法則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違背的，“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那時的人與自然是和諧的，是相互支撐的，是“天人和一”的，只有順應自然的事才去做，當然也就沒有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危害。正因為西方現代科技，使人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才造成了現代中國人“崇洋迷外”的思想，才造成了中國文化落後了，中國科技不如西方科技的假象。其實只要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就會明白西方科技今天所追求的，正是中國古人幾千年前所不屑去做的。西方科技不斷向前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只不過是在不斷地為中國古代哲學的完美、協調及正確性提供佐證。

　　當然歷史的車輪總是滾滾向前的，人類社會總是在沿螺旋式軌跡盤旋上升的，不斷地從低一層次的起點螺旋上升至高一層次的起點。那麼，能否在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違背大自然運動規律的前提下發展科技呢？答案是有的，這就是將中西方文化有機地糅合起來，用中國傳統的陰陽整體宇宙觀，來指導西方發達的分門別類的科學實踐，既能少走彎路，又能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易經》把握的是宇宙的本質規律，但客觀現象的具體規律則需通過西方科學方法去完善和充實。這正是近年來《易經》越來越引起西方有識之士重視的根本原因，而作為當代中國人是否更應該重新認識《易經》的內在價值和巨大作用呢？作者：王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