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周易》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其在時間觀上的獨特思想，鮮明體現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本文從三個方面分析了這種差異，使得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更加深入。

　　[關鍵詞]：《周易》；文化；有時；無時；共時；獨時；幾時；固時

　　時間，是空間的本質，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礎。存在的顯與隱，意義的有與無，主體間的共在與否，都是時間的去蔽與遮蔽。理性是一種非時間存在，其最高處，可以是一種無時間存在。哲學上的本體論與演化論，宗教上的最高存在與宇宙的創生，其根本處，展現的正是有時間（時間存在）與無時間（非時間存在）的共在與互補。太極圖與十字架，是中西文化異同的最形象、最準確的符號顯示，一元與二元，存在與非存在，有與無，關聯與獨存，內在與外在，靈與肉，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神，主體與客體，理念與神，等等，是否以時間的思維框架為思想坐標原點，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本所在，更是二者交流、對話、共在的前提。

　　《周易》乃“六經之首”、“三玄之冠”，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宇宙觀、哲學觀、宗教觀的理論基礎，與《聖經》、《古蘭經》、《吠陀經》等都是軸心時代產生的不同文明的最根本的元典。本文將從《周易》的時間觀入手，展現中西文化時間觀的異同，並進一步尋求未來思想共建的切入點。

　　翻開《周易》的文本，“時”是一個根本性的概念，《易經》與《易傳》中涉及到“時”的共有58處，經文雖只有一處，但所用與時間有關的文辭很多，如甲、庚等，有的直接用月日表示。《傳》文57處，加上6 4卦的時空模型結構，尤其是後來，在象數思想指導下所形成的中國術數文化中，時間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闡述。對《周易》及術數文化的時間觀的特點進行詳細分析，就能把握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而互補。

　一、有時（時間存在）與無時（非時間存在）

　　《聖經》上講，“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邏各斯，同時又詳細描寫了上帝如何用語言在6天中創造了宇宙包括人類。也就是說，上帝本身是無時間（非時空存在）的，而其創造過程，卻體現了一種時間存在。但這種創生，不過是上帝隨心所欲的設計。人類與上帝不過是設計者與產品、創造者與被造物之間的關係，而人類的所謂時間，不過是上帝隨心所欲的產物，非時間存在的上帝設計、決定人類的時間存在。

　　在哲學層面上，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認為，時間具有不定性，因而只能屬於同樣是不定性的、低層次的意見之列，應該被排除在確定性的、高尚的真理之外。西方哲學的真正奠基人柏拉圖，則把無時間性的理念作為本體，宇宙不過是對理念的拙劣模仿，理念與神是一體的，所以，時間就是造物主模仿永恆的摹本。笛卡爾高倡“我思故我在”，為西方思想確立了一種最高的無時間性的純意識主體，作為邏輯存在。最終經過黑格爾的邏輯體系，回到絕對精神，從而根本上消除了時間，也消除了歷史。其間雖有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但最終歸於無時。總而言之，從邏輯與歷史的關係看，西方文化是邏輯高於並且統治歷史，無時（非時間存在）統治有時（時間存在）。

　　而以《周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從根本上講，則是一種時間文化，是邏輯與歷史、有時（時間存在）與無時（非時間存在）的動態統一。一方面，時間是中國文化之本，從宇宙演化的角度看，易之三義之一的變易，就是“唯變所適”、“與時偕行”，無論是從太極、兩儀、四象、八卦、64卦，再加上天干地支的時空指示，三元的時空演化，都可以建構起多元化的變化模型，從而預測多種可能性。道家思想的“無中生有”，其本質也是變易，佛學的空、無常、無自性，就是變易。因此，從時間的維度看，亞伯拉罕宗教體系文化只能是一種兩世式的直線時間模式，中國的道教追求長生不老的永恆存在，雖然是一種直線式的一世存在，但沒有歷史或時間的終結思想。佛教則在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中展開時間。因果關係本質上講，就是一種時間關係，所謂涅槃或成佛，西方極樂世界或凈土，也不過是一種精神境界，而且佛教所論述的時空，是超出人類想象力的大尺度時空，不存在時間與歷史的終結問題。

　　另一方面，從本體論看，64卦所形成的，包括干支時空模型所構造的宇宙本體模型，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西方的理念，上帝的道說，也是一種邏輯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固化性，因而，《周易》有“制器尚象”之說，約同於柏拉圖的對理念的模仿。

　　但是這種類似只是表面的，根本點是完全不同的。與理念是無時的、上帝也是無時的、無時統治有時的西方文化不同，《周易》的“不易”是一種動態的“不易”，一種來自宇宙、說明宇宙的有限無邊的宇宙模型，是歷史或時間中的邏輯，邏輯的歷史展現，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而且，從根本看，變易為本，時間為本，有時決定無時，二者在動態中統一。更重要的是，這種“不易”的模型，是邏輯與時間（歷史）統一的產物，首先是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或以“河圖洛書”為藍本而形成的宇宙符號模型，這種動態的模型，又可以作為生產、生活摹本，從而製造出具體的文明產品，這是“制器尚象”的真正含義。所以，這種“不易”在本質上仍然是“變易”的。大乘佛教中，“煩惱即菩提”、“入世即出世”，道學中“有為即無為”，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同樣的思想。

　　從更大的時空維度看，64卦以未濟卦結束，本身就展現了一個大的周期與循環。這種循環，並不是複製，而是一種動態的、結構的、有着隨機漲落的大循環，其中蘊含著許多變量，是一種大尺度的循環與周期時間，小尺度直線時間的有機結合。

二、共時（關聯時）與獨時（分離時）

　　邏輯高於歷史，非時間存在為本，必然導致時間思維的獨一、割裂、外在思想的產生。牛頓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了“時間筐”理論，認為時間是一種外在的客觀存在，與物質運動無關，更與人的主觀性無關。康德提出了時間為主體的先天感性形式與範疇直觀，在一定程度上把主體與客體連接在一起，但這只是一種認識論的角度，根本上，時間是與人的存在無關的。現代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愛因斯坦，通過狹義與廣義相對論，徹底拋棄了牛頓的“時間筐”理論，指出了時間與物質運動的內在關聯性，量子力學根據測不準原理，把這種思想進一步加強。奇點大爆炸宇宙論，設計了一個時間開端與終端，超弦理論、上帝粒子組合理論，都提出了許多富有見解的時間思想。但是，從根本上講，仍然沒有擺脫把時間對象化、外在化、形式化的根本特點。胡塞爾把康德的時間思想發展到了極致。他認為，時間是先於認識對象而存在的最初現象，意識流的多元化統一便是時間，它的組成是意識最早就知道的，所以可以稱作“內在時間意識”，現在與過去可以互相再造，時間與主體的關係更加緊密。但是，胡塞爾現象學的最大問題正在於，意向性並不是來自於純粹的自我，而是來自於過去、現在、未來滯延的體驗場，無法還原到原處的場域，時間還是一種外在性存在。

　　這種失去了人與世界的原初關聯性的時間觀，在海德格爾那裡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他通過時間性主體置換了笛卡爾的思維主體，把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轉向了此在的解釋學的時間性分析，將時間作為理解存在境域意義的根本場域，存在就是時間。海德格爾的“向死而在”思想，雖然極大地拓寬了生命的意義區間，卻在最終處設立了一種超越此在的時間存在，是邏輯理性與上帝時間觀的遺迹。

　　《周易》的時間觀，從根本上異於西方思想。

　　首先，是一種關聯性、系統性時間觀。“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在這個有限而無邊的生命系統中，時間就是生命與宇宙的本質，不存在任何單獨的時間，一切都在大化流行中，時間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時間。64卦動態模型，展現的正是主體與客體、內在與外在、物理與心理、直線與循環、遮蔽與去蔽、先在與生成的時間與意義的不斷展開。邏輯與歷史也正是在這種生命之流中達到內在統一。“未知生，焉知死”，生命是一種永無休止的洪流，時間也正是生命本身，與海德格爾“未知死，焉知生”形成鮮明對比，所以，西方文化從根本上看，不可能跳出直線與終結的時間怪圈。

　　其次，《周易》的語言與符號系統，並不指向抽象現成的概念體系，也不趨於邏輯化和對象化。一般來講，意識是人在其當下之體驗中，不斷超越其內在性的過程中，形成的動態直觀的整體，是內向性體驗並外向構成對象的整體。從語言學看，一個陳述判斷語句，或者給出名稱，或者給出共相，表現的是對象與客觀性，也從直觀角度展現意識活動的超越性與敞開性。但是，這種敞開是一種邏輯範圍內的運演，是一種靜態的、非時間的邏輯變化，與實際變化無關。《周易》的“設卦觀象繫辭”，就是“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辭並不是直接指向道、意，此謂之“盡象明意”，通俗講就是通過象來認識宇宙。象本身就是一種時間性、動態性、歷史性、關聯性、變異性存在。由此，《周易》所形成的四聖人之道的“象辭理占”，64卦與五行干支等構建的模型，與西方語言學的概念到邏輯推演，內涵外延的清晰化、對象的固化完全不同，“卦以存時，爻以示變”，一切都是動態化的、關聯化的構成，離開了時間，這個體系不復存在。因此，意義的開顯，就不可能是一種純粹的概念或語句表述，而是一種動態的，完全時機化的、獨一化的場域的展現。意義的顯現，就永遠是一種開放式的、創造式的。

　　更重要的是，《周易》的時空是一體的，空間的本質還是時間。64卦都是“時”與“位”的統一，“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設位”，“六位時成”，“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有陰陽、貴賤、君臣、夫妻之分，但是，這種位，即空間，不是靜態的、分離的，而是時間中的位，離開了時間的空間是不存在的。如果說，西方文化是一種以邏輯和空間文化（粒子性）為主的、為根本導向的文明體系，時間性只能是其從屬性存在，中國文化則是一種以歷史和時間（波動性）為主的文明體系，空間性、邏輯性是輔助。時間只能是共在的，不可能真正分離，而空間是可分的，邏輯本身就是獨立單元的一種組合，獨時思想就是必然的。

三、幾時（初始狀態）與固時（線性時間）

　　由於時間觀的根本差異，導致了人們如何體認時間、掌握時間、開顯意義的重大區別。西方文化的直線時間觀在科研、生產、生活中必然體現出一種線性時間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一方面表現為：空間化的時間思維，時間變成一種粒子性存在，在任何一種系統或事件中，時間必須是一種穩定的、持續的、有明晰起點的存在。另一方面，這種時間觀必然導致西方思維對非線性時間、隨機漲停、初始狀態的無能為力。表現在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所導致的系統無序化而停滯，西方文化對此無可奈何；突變論對初始狀態雖有論述，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蝴蝶效應等隨機漲落問題，因而西方經濟模型無法預測2008經濟危機，西方哲學也不能從根本上擺脫這種線性時間觀，不管是胡塞爾的理智直觀，還是海德格爾的生成、構成，還是書寫、文本、蹤跡、縫隙、他者等思想，都不能從本質上改變線性思維模式。

　　而《周易》的基本符號陰陽爻，不僅是兩種宇宙存在狀態的模擬，更是時間狀態的模擬，“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唯變所適”，這是一種相護交錯與引發，是在“生生不息”中，體現出來的具有“至變”特徵的“時”，是一種初始狀態的、非線性的、隨機漲落的、非理性的原生時，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的現成時間質料存在，無法被對象化、實體化。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對象化的時間，而是一種存在意義上的領會。

　　《周易》四聖人之道，最根本的是“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因為辭也好，象也好，雖然可以從總體上、原則上指導人的行為，但是這種吉凶悔吝，絕不是某種可以嚴格遵循、一絲不苟執行的教條，更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邏輯化、清晰化的具體指示條例。因為《周易》的象的根本特點正是時間意義上的動態分類，是卦爻之時空與人的行為之互動而構成的動態系統。卦主要體現一相對長的時間段的變化，爻則在適時變通的意義上展現時的運動，但這種時間段，並非具體的時間與時段，宇宙從乾坤到既濟、未濟，展現的是正是大化流行的不同階段的狀態與情勢，每一卦對存在的象徵，都不是對具體時間的客觀描述，而是人於其中所形成的“時機”。所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於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初始狀態問題，包括隨機漲落、非線性、邊緣、蹤跡、逆時等，都是西方文化解決不了的問題。模型方法，大數據理論，雲計算，從根本上脫離不了線性時間思維模式，因為非線性，在其本質上屬於非理性思維範疇，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屬於理性思維與非理性思維的有機統一，是線性時間與非線性時間的互成。西方宇宙論的上帝粒子模型仍然是線性的，超弦理論雖然具有波動性，但是，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決定了他們還是解決不了波粒二象性問題。

　　從現代西方哲學看，現象學雖然認真討論了主體間性問題，但實際上仍然是單獨主體的主客互動問題，根本解決不了主體間性。後期現象學雖然形成了二次、三次改革浪潮，全面探討了他者問題，但是，我與他者，還是一種完全獨立的存在，因為此理論最終歸屬絕對他者——上帝，仍然處於人神二分的思維模式中。

　　而《周易》是對初始狀態的最佳掌握，更是對非線性狀態的預知，只要我們對《周易》與術數文化的起卦、布局、取象方法做一分析，就可以明顯感受中西文化的差異。這種預測可以分為動態和靜態兩種：八字預測屬於靜態，以人的出生時間為基準預測一生命運，而人的出生時間本身就是一種非線性時間，是不可控的，或者是一種非理性、無意識時間，但從這種非線性時間卻可以推演人的命運，屬於從偶然到必然。六爻預測，是一種最典型的非理性、非線性預測，無論是“十營而八變”的大衍筮法，還是火珠林的金錢課，所成之卦完全是無意識、非理性的產物，也可以形成準確的判斷。如果包括夢境預知，薩滿感知，都屬於從非理性、非線性時間的預測，與西方文化有天壤之別，真正解決了初始狀態問題。而梅花易數、奇門遁甲、金口訣等則可以隨意的、無意識的時間形成中，解決我與他者的共在問題。

　　不僅如此，“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這是一種典型的逆時思想，不僅可以預知未來，也可以預知過去，這樣就把過去、現在、未來真正聯繫起來，就不再僅僅是統覺、先驗想象力、意識滯留，而是一種真正的共在、構成。

　　所以，孟子在對歷史上的聖人進行評價時，將孔子奉為“聖之時者”，就是一種最高的稱讚，中國儒釋道文化的境界論，都是在時間中形成的動態化的、多元化的存在，而不是上帝的超時空存在，這是本文的最終觀點。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來源：《世界宗教文化》  作者：譚德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