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都說“孔子晚而喜《易》”，班固《漢書·儒林傳》所載亦同，只不過改“喜”為“好”而已。孔子為何要至晚年方才“喜《易》”?他晚年前後的易學觀有沒有變化?對此，司馬遷、班固沒有記載，人們也都沒有注意到。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孔子的思想終其一生，是“一以貫之”的，不可能有轉折變化，其易學觀也當如此。因此，探討孔子何以“晚而好《易》”這一問題，不但可以加深我們對孔子易學觀演變的認識，對孔子整個思想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論的啟示。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6篇帛書“易傳”，共1萬6千餘字。其中第四篇名《要》，記字“千六百四十八”。這是一篇研究孔子易學觀的極其重要的文獻。筆者曾有幸進行過整理，做過釋文，[1]並發表過《帛書〈要〉簡說》、[2]《帛書釋〈要〉》、[3]《帛書〈要〉與孔學研究》[4]等論文。今吸收時賢的成果，參以自己的工作，再作一探討。

　　從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隨葬木牘可知，該墓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從帛書《要》的書寫形制、篇題及其所記字數來看，帛書《要》系抄本無疑，應有篆書竹簡本存在。同時，從篆書竹簡本的寫成到被抄為帛書，應有一段流傳的時間。《要》系摘錄性質之書，[5]其材料來源應較其成書更早。考慮到秦始皇公元前213年根據李斯所議制定了《挾書令》，而該令直到漢惠帝四年(前191)才得以廢除。考古發掘表明，迄今在《挾書令》施行時期以內的墓葬，所出書籍均未超出該令的規定。[6]所以，帛書《要》的記載不可能出自漢初，也不可能出自秦代，應該會早到戰國。

　　帛書《要》有一節文字，詳細記載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和其弟子子贛(貢)辯論的情況。其文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福。《尚書》多於(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賜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僌(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粱(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帛書《要》這一記載是否可信呢?最好的辦法是“取地下之實物於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 [7]王國維告誡我們：“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8]帛書《要》所謂“夫子老而好《易》”，說同於《史記·孔子世家》，只不過一稱“夫子”，一稱“孔子”；一稱“老”，一稱“晚”；一稱“好”，一稱“喜”。而帛書“夫子”之稱較《史記》“孔子”更近，顯然是其弟子或再傳弟子的口吻。所謂“居則在席，行則在囊”，與《史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說也可相互證明。正因為孔子“老而好《易》”到了居、行不忍釋手的地步，才出現了“韋編三絕”的結果。《要》篇載子貢批評孔子“老而好《易》”之事，從時間上講，是可以成立的。《史記·孔子世家》將“孔子晚而喜《易》”一段置於魯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之後，而據《左傳》哀公十一年所載，此時子貢正在魯國。至哀公十五年冬，子服景伯前往齊國，子貢為介。第二年四月孔子逝世，子貢批評哀公的致誄，隨後為孔子廬墓六年。李學勤先生說：“孔子、子貢間發生《要》篇所記的對話，恰合於當時的情事。”[9]這一論斷是準確的。上載子貢對孔子的責難，與傳統文獻所載子貢的性格也是相符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又說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上引帛書《要》篇之文，就是一個最鮮明的例證。又帛書所謂“《周易》未失也”，“《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云云，與《論語·述而》所載“無大過”之說若合符節。“觀其德義”，“求其德而已”，與《論語·子路》所載“不佔”之教完全可以相互印證。“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與《孟子·滕文公下》所載孟子引孔子語“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酷肖。所有這些足以證明：上引帛書《要》篇所載，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史料，我們沒有理由忽視它。

　　從上引帛書《要》可知，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痴迷地步，對此，其弟子子貢持激烈反對的態度。子貢為何要反對“夫子老而好《易》”呢?原因就在於子貢認為孔子“老而好之”違反了孔子的“它日”之教。“它日”即往日，指以前。孔子“老而好《易》”之前，對《周易》是一種什麼態度呢?帛書通過子貢之口，揭示得非常清楚：“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 [10]。喪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靈，缺乏智謀的人才頻繁卜筮。子貢引此來批評“夫子老而好《易》”，是引子昔日之矛擊子今日之盾，說明這種“它日之教”就是孔子“它日”對好《易》者的批評。下文“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同理，也是說不須好《易》，亦能不惑，以此駁孔子“《周易》未失也”之說。從子貢所引孔子的“它日”之教來看，孔子晚年以前不但不曾“好《易》”，反而視“好《易》”為求“德行”、“遜正而行義”的對立面。在這時的孔子看來，《周易》是卜筮之書，為君子所羞稱。這一易學觀，“賜以此為然”，被子貢這些弟子所完全接受，視為孔門思想的正統；並“緡行之為也”，努力實行。

孔子晚年以後為什麼要“好《易》”呢?帛書《要》記載得很清楚。“《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所謂“未失”，是指《周易》的哲學功能而言，它具有“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漸人為而去詐”的作用。過於剛強者，學了《周易》之後，就會“知懼”，懂得過於剛強之禍。過於柔弱者，學了《周易》之後，就會“知剛”，懂得要以剛去濟柔。這就是說，《周易》是一部講辯證法的書，它揭示了物極必反、相反相成的哲理。愚人學了《周易》之後就會變得聰明，漸(奸)人學了《周易》之後就會去掉狡詐之心。這就是說，《周易》又是一部講人生哲理之書，它揭諸人生的智慧，做人的正道，教人“不妄”、“去詐”。《周易》一書的這些深刻的哲理正是孔子“老而好《易》”的首要原因。

　　孔子“老而好《易》”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孔子認為《周易》“有古之遺言焉”。李學勤先生說，“古之遺言”不是泛指古代的話，因為《周易》對於孔子來說本來是古代的作品，用不着特彆強調。“遺言”的“言”應訓為教或道，系指前世聖人的遺教。[11]其說極是。具體而言，這裡的“遺言”是指周文王之道。《周易》“有古之遺言焉”，就是說《周易》一書蘊藏着周文王的思想。何以見得?帛書《要》告訴我們：“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這就是說，《周易》一書始出於周文王，它產生於“紂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賞識蘊藏在《周易》一書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這一段話，主要是從歷史、政治的角度解釋了其“老而好《易》”的原因。對我們解決《周易》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周易》一書的性質提供了寶貴的史料。[12]

　　《論語·子路》篇載孔子對《周易》恆卦九三爻辭“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的評價是“不佔而已”。今人多以此“不佔”之教來概括孔子的易學觀。其實，孔子晚年的易學觀並不如此簡單。如上所述，孔子認為《周易》乃文王“諱而避咎”之作，所謂“諱”乃隱諱，“避咎”乃躲避商紂無道之“咎”。 [13]這就是說《周易》的卜筮形式下寄寓着文王之“仁”和其“志”、“慮”，它的外殼是卜筮，而其實質是反紂之“無道”。 [14]基於此認識，孔子認為就其“諱”的卜筮之用而言，“我后其祝卜矣”；但從“觀其德義”來論，“祝巫卜筮其後乎”。孔子輕筮重德，並不是說他於《易》只言義理，不涉象數。相反，他主張的治《易》方法是“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他認為“幽贊而不達乎數，則其為之巫”，只知卜筮之用而不知利用易數去推步天象曆法，這就是巫，是最下等的好《易》者。“數而不達乎德，則其為之史”，只知以易數去推步天象曆法，而不知從天道中推出人道，這就是史，是次等的好《易》者。[15]對於“史巫”之易，孔子認為“鄉(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嚮往和喜好都是錯誤的。而正確的方法是由明占筮之用而明易數，由明易數而明易理，並將易理與仁、義相結合。這實質是主張由象數而探義理，反對離義理而言象數或離象數而言義理。這種易學觀，其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易學，而在於提出了一種新的君子標準，即君子既要“守道”，又得溝通天人；既要修德，還得“明數”。此不但異于思孟的心性之學，與荀子的“天人之分”說也有明顯不同。但對精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孔子來說，則是完全可能的。《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則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雲《文王操》也。”

　　這一記載崔述有所懷疑，[16]但又見於《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家語·辯樂解》等書，大體可信。孔子論樂由數及志，再得其為人，論定其曲為《文王之操》。這種風格，與帛書所載孔子論《易》語極近，我們不應有所懷疑。

　　孔子易學觀的轉變從《論語》中也可得到證明。其《述而》篇有一段著名的記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章後人訓解多歧，爭論主要集中在兩點上：一是所謂“魯讀”的問題，二是孔子說此語的時間問題。前者近代以來雖被疑古派渲染成一大訟案，但實際上已獲解決，“魯讀”不足為據。[17]後者則大體有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將這段話排在孔子暮年返魯之後，系孔子“晚而喜《易》”時之言。同書告訴我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孔子去魯在魯定公十三年(前497)，返魯則為魯哀公十一年(前484)，時孔子六十八歲。由此可見，司馬遷所謂“晚”，應系孔子六十八歲返魯之後至七十三歲時去世這一段時間。

　　但後人多不以司馬遷的記載為然。如清儒劉寶楠就說：“《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18]程樹德更說：“《世家》將《論語》隨意編入，其先後不足為據。”[19]

　　從鄭玄開始，注家多以孔子此語在其五十歲之前。抄寫於唐昭宗龍紀二年(公元890)二月的敦煌文書伯希和2510號為鄭玄《論語·述而》等篇注，其注曰：

　　加我數年，年至五十以學此《易》，其義理可無大過。孔子時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讀不敢懈卷，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20]

　　後來三國魏何晏的《論語集解》說“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矣”、南朝梁皇侃《論語義疏》說“當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宋代邢昺《論語註疏》說“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云云，顯然皆由鄭注而來。

　　后儒對上說進一步加以補充。崔適《論語足征記》說：

　　《史記·世家》：“孔子年四十三，而委氏強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其言正足與此章及下“雅言”章相證明。口授弟子，故須言；修而理之，故其言須雅。方以《詩》、《書》、執禮為事，故未暇學《易》，而學《易》必俟之年五十也。人之壽數不可豫知，故言“加我數年”。數年者，自四十三至五十也。

官懋庸《論語稽》也說：

　　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蓋《詩》、《書》、《禮》、《樂》之修，非數年之功不可。因《詩》、《書》、《禮》、《樂》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

　　五十以前說有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孔子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五十歲才學《易》。[21]如果說是“未暇”，那麼，既有暇“修《詩》、《書》、《禮》、《樂》”，為什麼惟獨“未暇”“學《易》”?如果說“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方能讀《易》這一“至命之書”，那麼，“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又焉知他年贊《易》有至命之言邪?” [22]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前修時賢想盡了種種辦法。或改變章文的句讀，以“五”一讀，“十”一讀，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或改變章文的理解，說“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或改變章文的文字，將“五十”改作“卒”字、“吾”字、“七十”、九十”等等。[23]凡此種種，皆屬穿鑿。[24]

　　如依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將孔子此語排在其暮年返魯之後，上述難題就不存在了。能知“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這樣的“學”，決非初學，亦非一般性的學。因為一般性地學《易》，看到的只是占卜吉凶，決不會看出《周易》是寡過之書。“學《易》，可以無大過”，這是稱讚《周易》“德義”的功能，其義與帛書《要》“《周易》未失也”同。“學《易》”，之所以“可以無大過”就是因為“《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所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應是孔子“好《易》”后之語，不好《易》，是說不出這樣的警語來的。從《史記》、《漢書》和帛書《要》所載可知，孔子好《易》是晚年以後之事，所以，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必定在其暮年返魯，“老而好《易》”之後。正因是暮年之語，知其人壽不可能太多，所以說“假我數年”。正因是“老而好之”，而且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地步，所以不免對過去有所追悔，心想我要不是“老而好《易》”而是更早一點好《易》該多好。所謂“五十”就是更早一點時間之意。“學”與“喜”、“好”表面上有程度上的差異，其實質並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一是孔子的謙稱，故謂“學”；一是他人的客觀描述，故謂“喜”、“好”。

　　如《論語·述而》上述所載，孔子惜其好《易》之晚，這既是對其晚年易學觀的肯定，也是對其以前易學觀的檢討。正因為晚年以前輕《易》，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其“德義”忽而不察，所以“老而好《易》”之後才“覺今是而昨非”，故有“假年”之嘆。所以，對孔子易學觀的轉變，《論語》和帛書《要》所載，都可相互證明。

　　孔子為什麼至晚年突然改變了自己原來的易學觀，從《周易》中發現了先前所不曾發現過的“德義”了呢?這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從古至今，人們對《周易》一書的性質，素有兩種對立的認識。一是視《周易》為卜筮之書，一是視《周易》為義理之書。視《周易》為卜筮之書的，多是就《周易》本身而立論；視《周易》為義理之書的，多是就《易傳》而立論。孔子晚年以前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其採取排斥的態度，應該說他看到的只是《周易》的本文，是卦畫和卦、爻辭。晚年以後，他從《周易》中看出了“德義”，看出了文王之道，應該說他不僅看到了《周易》本文，還看到了一種權威的、足以使他信服的解釋《周易》的創作背景、思想宗旨的文獻。這一文獻實質就是最早的一種《易》傳。這一《易》傳並非出自一般人之手，否則孔子不會一讀到它就改變了自己原來對《周易》的看法。“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25]作為周代文化傳統自覺繼承者的孔子，能使他信服的《易》傳應該是出自周王室、與文武周公之道有密切聯繫的文獻。這一文獻看起來似乎不可確考，但事實上史籍卻留下了它的痕迹。

　　《左傅·昭公二年》有一段著名的記載：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

　　此《易象》決非《周易》本文，而是解《易》之傳。何以見得?因為從《左傳》、《國語》的記載看，晉人以《周易》占筮論事，史不絕書，可見人們對《周易》是非常熟悉的。如果魯太史出示給韓宣子的《易象》只是人們早就習以為常的《周易》，韓宣子決不會如此大發感慨。因此，它一定是一部釋《易》之作，其創作與周公有關，其內容與“周之所以王”有關。韓宣子聘魯，時孔子方十二歲。《易象》掌於魯太史，韓宣子尚屬初見，其在社會上肯定尚未廣為流傳。所以孔子在晚年以前排斥《周易》，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尚未看到《易象》。到孔子暮年返魯，距韓宣子觀書已近六十年，這時魯太史所藏之《易象》可能在社會上已逐漸流傳開來，孔子整理文獻，既然因魯太史之《魯春秋》而作《春秋》，那麼，他就有可能見到載有“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的《易象》。見到《易象》，他就有可能說出“《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智)之……”這樣的話來。所以，孔子“老而好《易》”，其易學觀發生了轉變，應該是他見到了《易象》一書所致。傳說今本《易傳》系孔子所作。今本《易傳》的某些部分和《易象》的關係，可能也象已修《春秋》與不修《春秋》一樣。[26]由此看來，孔子晚年的易學觀和孔子關於《周易》的闡發，其中固然有孔子自己的創造，但毫無疑問，孔子也繼承和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稱其“憲章文武”，因此，孔子晚年對《周易》“德義”的認識，不可能完全是孔子的憑空創造，應該有其歷史的淵源。由《易象》來看，孔子晚年轉變后的這種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可能會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來源：原載《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作者：廖名春

　　【注釋】

　　[1]與陳松長合作，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廖名春：《帛書〈要〉簡說》，《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

　　[3]廖名春：《帛書釋〈要〉》，《中國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4]廖名春：《帛書〈要〉與孔學研究》，“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4年10月。

　　[5]詳見廖名春：《論帛書〈繫辭〉的學派性質》，《哲學研究》1993年第7期。

　　[6]李學勤：《論新出簡帛與學術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1期。

　　[7]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遺書》第一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商務印書館本。

　　[8]王國維：《古史新證》，1935年1月北京來薰閣影印本。

　　[9]李學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

　　[10] “蘩”字從池田知久說，見氏著《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要篇的思想》，載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25冊，1994年8月定稿。

　　[11]李學勤：《從帛書〈易傳〉看孔子與〈易〉》。

　　[12]詳見廖名春：《從帛書易傳論〈周易〉的作者與性質》，未刊稿。

　　[13]這與《史記?太史公自序》“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說可相互證明。

　　[14]可參任俊華《“諱而辟咎”小議》，《國際青年易學通訊》第4期，1994年9月。

　　[15]《荀子?君道》雲“官人守數”，《天論》則說“官人守天”，可知“守數”即“守天”，故此處如此釋“數”。詳見廖名春《帛書釋〈要〉》。

　　[16]崔述：《洙泗考信錄》卷二，《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初版。

　　[17]說詳李學勤：《“五十以學易”問題考辨》，載《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8)，三聯書店，1990年。

　　[18]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八，中華書局版諸子集成本，144頁。

　　[19]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中華書局版新編諸子集成本， 471頁。

　　[20]王素編著：《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78頁，圖版22，文物出版社，1991年。

　　[21]如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就說：“幻習六藝，便當學《易》，何況五十?”

　　[22]崔適：《論語足征記》語，轉引自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

　　[23]前修說可詳見程樹德《論語集釋》卷十四所引，時賢說恕不繁舉。

　　[24]詳見李學勤先生《“五十以學易”問題考辨》的分析。

　　[25]《論語?八佾》第十四章。

　　[26]詳見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42頁，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