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西方的預測術——專訪德國科學院院士朗宓榭
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朗宓榭是一位會算命的漢學家，他目前領導的研究機構，徽標是圓圈中的一個“命”字。
批八字、擲筊杯、修習奇門遁甲是他學術研究的需要。在西方漢學界，朗宓榭向以通曉語言種類多和學術領域寬而為人熟知。他的夫人說他有“旁騖之心”，而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周振鶴說他做學問“愛偏門”。
其實朗宓榭的漢學之路很大程度上起於宋明理學研究，他是宋代理學家張載《正蒙》德文本的兩位譯者之一。2014年3月，習 主 席訪德期間與幾位漢學家會面，其中就包括朗宓榭。朗宓榭當時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儒家在習 主 席心中的地位。
“他的回答非常坦率。他說，按照儒家觀點，就長遠而言，義比利更重要，但是我們不能完全輕視‘利’，應該多給老百姓一些實在的‘利’，義利並舉。這非常好。”朗宓榭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道。
“我們現在都說中國文化是多元的，那麼儒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過分抬高其重要性，我擔心儒家將來會成為中國唯一的思想流派。”朗宓榭說，“新儒家不能只着眼於自己閃光的歷史，過度強化儒家在中國傳統中的角色，也不能與政 治走得太近。而政府應該平等對待各個學術派別。”
2014年9月，朗宓榭在復旦大學作了四場講座。第一講《“小道”有理：中國與歐洲預測術的比較研究》吸引的聽眾最多。
預測術，在中國被《四庫全書》總纂修紀昀稱為“小道”，在歐洲曾被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年，德國理論家、主教、科學家——記者注）稱為“不定之術”。朗宓榭說自己的理想是將預測術從“小道”帶入“大道”，整合到國學中去。
他說：“我不否認，命理學在中國傳統學問中是‘小道’，但它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非常普遍。嚴復的宇宙觀完全是向西方學的，但他每個星期都會卜卦，問自己的身體和財運等；吳宓是很開明的一個知識分子，但他也在女兒婚禮前看《日書》挑日子。”
《瞭望東方周刊》：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的文明傳統，都對預測未來的命理學有極為濃厚的興趣。中西方的預測學有怎樣的異同？
朗宓榭：預測是人類共同興趣所在，但東西方對待命運和自由的態度不同，發展的路徑及側重也有所區別。
中國預測以籌算為基礎，《周易》是延續至今的中國預測術的核心，通過複雜的分離蓍草來預言；西方的預測是從先知口中探知，古希臘將阿波羅神（德爾斐預言的主人）視為皮媞亞預言的靈感來源，從公元前八世紀以來長期興盛，當時的權貴會千里迢迢去德爾斐神廟詢問一個具體的問題或事件。《新約》中的預言也是啟示，耶穌自己就是先知。
當然，這兩種預測方式在東西方都有。中國的先知體現在如薩滿教、巫術、扶乩技術當中，儘管有上層讀書人參與了這些活動，但中國的先知式預測還是一種邊緣現象。西方也有以計算為基礎的預占學，如占卜，只是不太發達。在古希臘古羅馬，占卜活動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先知才是西方的高級文化。
還有抽籤，從古代希臘到中世紀末，抽籤在西方很普遍，是屬於老百姓的預測，技術含量較低，不是高級文化。而中國易經的方法基本上也可視為抽籤，但易經卻是文化精華。
從預測技術的層面看，中國比西方更發達。除了星相學外，沒有禁地——星相學被朝廷壟斷，主要限於“天垂象，見凶吉”，有政治敏感性，個人無法進行。其他預測技術則五花八門，大部分都是從周易生髮出來的。西方則星占學比較發達。
中西方的星占都是天地間的大學問，都是基於天人感應，基於對天和人的理解，從各自的文化語境出發的。西方的星相學催生出“星象醫學”、“星象氣象學”，中國用陰陽五行建構星象世界。西方的生辰星占學可比之於中國的八字算命，13世紀的波拿第在《天文書》中認為星占能夠解答何時破土動工才能吉祥順利這樣的問題，和中國的“擇吉之術”有可比之處。
中國預測術中的“卜”人，和西方有很多相通之處；而“卜”地，即看風水，則是西方所沒有的。
另一個根本的差別是宇宙觀。在基督教看來，宇宙之上，還有另一層次，就是上帝。上帝的態度和行為是不可預測的。傳統中國沒有上帝概念，有人提出，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就是說按照我們所懂的宇宙的規則來做我們的事情，宇宙是有規律的，人是宇宙之一部分，如果可以推理宇宙規律，也可以推理個人命運。這個看法有些道理，但過於簡單。
《瞭望東方周刊》：命理學、預測術，有人認為它是科學，有人則批之為迷信。它到底是科學還是迷信？
朗宓榭：大阿爾伯特試圖將星象學吸納進科學。他把科學分成兩類：一類建立在調查起因的基礎上；一類是對預兆的推測。星象學被視為“推測”或概率的學問。
但是，在基督教主導的西方，設法探究上帝的天機是一種罪惡，所以天主教多禁止星占學、擲骰子和其他預占術，預佔在西方隨着基督教的普及，不再具有主導地位，而僅僅是殘餘現象。歐洲啟蒙運動則是以科學來杜絕預占術。
中國曆朝歷代在不同時期曾將不同的預占術定為秘術，但是占卜術作為一個整體從來沒有被宣判為“迷信”而遭禁止，它不是中國文化的對立面，反倒被容納吸收到很多家族意識及國家禮儀之中。
中文的“迷 信”是一個外來詞，“迷 信”這個西方概念歷經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意義已經被掏空，成了批判的話語，是負面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啟蒙思想流入中國，直接導致1928年和1930年中國“反迷信”的立法運動。其間，不僅很多寺廟被迫關門，很多佔卜術士都被禁止從業。但是，40年代的中國還是出現了20世紀最著名的三位命理大師：徐樂吾、袁樹珊、韋千里。
袁樹珊著《命譜》，為64位名人立傳，包括孔子，解釋為何孔子三歲喪父。儘管當時的國民黨當局極力倡導啟蒙開化之風，但是占卜書籍依然十分流行。
1949年以後，“迷信”這個概念使用更為廣泛，“文革”時期，禁止包括占卜在內的“封建傳統”的生活方式；改革開放以後，預占方面的書籍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又可以在書店買到了。不過算命作為實踐，仍然處於灰色區域。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人認為是可以改命、改運的。
朗宓榭：命理學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自由的命運的認識上。預測可以不斷重複，是自由的表達。常有人說古代中國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自由的概念很弱，但是，在一個相信命運之預測的文明中，用從預佔中獲得的知識，在理論上是可以與命運斡旋，從而獲得自由的。
中國古代流傳下來很多與命運交涉的形式。從法術到道德、修身，通過祭祀取悅祖宗或通過《日書》的指導行事等，以及佛教世界裡可以改善宿業，以減少甚至徹底抵消不良後果——佛典里的《占察善惡業報經》就談這個問題。馬克斯·韋伯稱之為傳統中國“根本性的存在着的樂觀主義”，因為自由可以通過每天與命運的交涉而實現。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大數據”很流行，人們甚至用它預測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世界盃足球賽的冠軍等等。你怎麼看？
朗宓榭：大數據預測與概率關係很密切。歐洲很多所謂“科學預測”的形式是在18到19世紀的轉型期間產生的，主要使用概率測算。
概率測算和賭 博有密切關聯。對預測數據的處理首次在數學家高斯的常態分佈中得到表達，並發展為鐘形曲線。從1844年起，鐘形曲線在概率計算中大量使用，在鐘形曲線高峰處的事件，我們或許可以進行“科學預測”。然而，預測處於鐘形邊緣的事件，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能的。
柏林牆的倒塌、雷曼銀行破產後引發的經濟危機，以及許多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政治、經濟事件，是用這種概率計算無法預測的。每天我們都經歷着預測，特別是經濟界的預測——一直在不斷修正。
顯然，預言的價值處於不斷瓦解之中，特別是涉及個人的預測，比如醫學方面預測的價值非常低。三年前我患腰椎間盤突出症，看了五個醫生，得到五個不同答案。
現在，政治學、經濟學都有預測，都自稱是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就成了中國商代的占卜之士，大家承認他們，甚而崇拜他們。我們德國有五個所謂的“經濟神人”，老百姓都很信他們，但是，經常過了一周，他們又改口了。
《瞭望東方周刊》：那我們為何仍然需要預占之術？
朗宓榭：人類無法承受意義的缺乏及絕對的隨機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歌德在自傳《詩與真》中把自己稱為“迷信的”，自傳開篇即是他出生的時辰，他說：“迷信是充滿獨立的、進步的、自然的一個結集，而虛弱的、狹義的、舉足不前的、陷於自我的人的特點則是什麼也不信。”正因如此，歌德對預言特別看重。
人類非常需要面對未來時的安全感。我們所經歷的事件，包括事故，都應該有一個意義，否則，恐怕會又無聊又悲觀。但是怎樣建構、解構這些意義，每個文化、每個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瞭望東方周刊 │ 劉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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