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晉商大院文化,居處風水事關家族興亡
山西明清宅院青磚灰瓦,高牆峻宇,是中國北方最富麗堂皇,最有文化價值的居民建築,他真實地反應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面貌,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會中上層主流社會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反映,今天已成為旅遊熱點景區。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的;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彰顯的,也可以是隱晦的。在物質的建築物裡面,包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自從有了建築物,就有了建築文化。對建築物進行裝飾,秦漢已有,提起秦磚漢瓦,人們便立即聯想到那古老的年代,古老的文化。明清兩朝,尤其到了清代,中國南北東西具有地域風格的民居,發展到了“爛熟”階段,代表北方建築風格的明清山西宅院,從選址到蓋建再到裝飾細物,處處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內涵。與封建秩序相對應的嚴格的等級觀念蘊含在住宅建築中,吉祥文化、儒、釋、道三教文化等等傳統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晉商宅院中,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氣質。
等級制度是中國封建政治體制中最顯著的特點,與此相對應的宮殿、廟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體現出這個特點。梁思成先生在其 《中國建築史》中說:中國建築外部輪廓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絕對均稱與絕對自由之兩種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築組合而成之宮殿、官署、廟宇,乃至於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齊之絕對整齊對稱之布局”。
山西宅院也多為左右對稱的正偏結構,正院上高下低,中庭開闊,尊卑有序,等級分明。正院寬敞,正房高大,廂房低於正房,也小於正房。如太谷曹家宅院,正院里正房的屋頂比廂房高,台階也比廂房多一兩級。賬房院則不論正房還是廂房,門前大多不設台階,即便築台階也只是一級而已,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傭人、保鏢、廚子等人所住的偏院,是緊靠正院廂房牆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東西房,通往正院的門閂都安裝在正院的一面,這樣主人可以隨時到下人住處走動察訪,下人則不得隨便出入正院。在晉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這樣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
封建等級觀念在明清晉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綉樓略見一斑。封建時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綱常觀念,小姐的綉樓雖說小巧精緻,但通常低矮狹窄,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將綉樓縮進幾尺,以限制閨閣中人的視線,禁錮她們的思想,完全將女性置於從屬、附庸地位。
建築與風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問題。古人認為,居處風水事關家族興亡,關乎子孫後代的發達,所以置地造房,總要儘可能地附和風水,祛除邪惡,張顯吉祥,因此民間堪輿之術源遠流長。古代的風水包含一定的科學道理,世界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曾說過“建築師都相信風水,不是迷信的風水”。明清晉商宅院中,對風水也是頗為講究的。
建院前,先請風水先生堪輿選址,多為負陰抱陽、背山面水之地,背山可以迎納陽光和溫暖氣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涼風,向陽可以採納良好的日照,緩坡可以避免淹澇之患,建造良性循環的小氣候。“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這一聖人教誨也決定了宅主人對背山面水之地的鐘愛。
基址確定之後,還要請風水先生相宅。風水先生根據建房者的生辰八字,決定住宅中軸線的角度,先用羅盤定準正南正北方向,再向左或向右調偏一定角度,叫做搶陽或搶幾分陽。一經確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餘廂房、倒座房、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減,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確定了。祁縣喬家宅院從一號院的院門向里走時,地平線逐一抬高,至盡頭的正屋,還要修建幾級踏步,既迎合了風水術中“前低后高,子孫英豪”的說法,又符合建築物的內在要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稱為道家四靈,分別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和青白紅黑四種顏色。古人認為東為上為陽,西為下為陰,所以風水裡有“東高西低,陰不壓陽”之說,而且還強調建築物的後部氣勢要高,東邊青龍有流水,西邊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門,後有玄武鎮守,這樣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華夏民族對福、祿、壽、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着悠久的歷史,在住宅建築中,將吉祥文字、吉祥動物、吉祥花卉雕繪在庭院、門樓、屋宇之間,表達了主人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嚮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對調整人的心態、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處。
明清晉商宅院中,大到整體布局,小到門墩柱礎,吉祥喜慶氛圍瀰漫在各個角落。喬家大院一條甬道將六個院落劃分為南北兩大部分,高空俯視,喬家六院的布局呈現出一個完整端正的“喜喜”字結構,主人的歡悅祥和與雙喜臨門的美好願望盡收其中。同時“喜喜”字結構,有建築美學的講究,如緊湊、對稱的特徵在此一應俱全。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則將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壽的良好心愿貫通其間,院落呈現“壽”字形結構。靈石靜升王氏宅院紅門堡,以其內部相通、橫平豎直的幾條甬道擺出了一個“王”字陣,巧妙地將其姓氏規劃在院子里,既符合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道理,又將前輩對子孫後代加官晉爵的期望寄託其間。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門礎石上,將春字 用 幾 片 細長的竹葉鑲拼而成,並將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門礎石與之相呼應,組成“春臨(麟)庭院”圖。在丁宅的廂房柱礎石上,一面雕刻着山西最常見的家畜毛驢,相鄰一面是一長串銅錢,諧音為“屢進錢財”,同時,晉南一帶認為驢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幫着宅主人聚錢取財,錢財自然就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清代道光、咸豐年間,有着經商傳統的祁縣人,在縣城及附近的鎮子上廣設店鋪,經營布號、鹽庄、錢莊、票號等等。祁縣城裡現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進院落保存完好,這幾十座宅院,整體上是清一色的灰磚牆瓦,房頂上用磚頭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牆,表達房主人追求升官發財和人生如意的美好願望。保德縣城的一處民居,門牆瓦當以“壽”字形作圖,牆由元寶狀的磚石壘成,瓦當間的凹陷處,以蝙蝠瓦銜接,既有防止房屋積雨積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裝飾的藝術效果,實則將福、祿(元寶牆)、壽三種吉祥統統融入了家宅之中。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佛、道三教所佔的成份很重,佛修心,道養生,儒治世,三教在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進入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了一定影響,但山西地處內陸,因此繼承和弘揚傳統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築文化的主流。現存的明清晉商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標榜的儒家信條,也可以發現許多與佛、道文化有關的建築裝飾。
將儒家格言刻寫在木柱匾額間,將佛家八寶、道家八仙雕飾在建築上,將歷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個個最精彩的場景,體現中國固有的倫理道德和禮俗禮制,都是山西宅院中傳統文化的彰顯。
祁縣喬家宅院主人喬致庸,將宅第的正堂命名為“在中堂”,將儒家“中庸”之說嵌入其中。喬家宅院百壽照壁的兩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題的磚雕對聯:“損人慾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額為“履和”。“和”為中庸之道的核心,,“履”就是施行、實踐,此聯意在標榜喬家尊奉儒家的 “克己復禮”、“禮之用,和為貴”的信條,注重個人修養,提倡道德文章的社會功用。
陽城陳廷敬的相府宅院,當年稱為中道庄,陳廷敬的祖父陳昌言,號稱中道莊主。“中道”為孔聖人所提倡,遇事合於中庸之道,即為得中道的人。院落稱作中道庄,意在誡其行為舉止必行中庸之道,保持言論行為的適度和得體。榆次車輞常家的九世常萬達,將其所修建的一組大型院落取名為世和堂,而他為子孫後代修建的並排十座二進院,也取名為“謙和堂”、“體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可見,清代山西商民對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中庸之道是他們的人生哲學。
祁縣渠氏家族對山西貢獻最大的是渠本翹,他一生信奉“修德”、“敬業”,渠家五進院的每一扇門額上,都刻寫着修身養性的警言佳句,如樂天倫、德星朗耀、慎儉德、慎言語等等。
陽泉官溝張家宅院的一處磚石拱券門上,有內取“信裕豚魚”、外取“忠貫金石”的門額。《周易·中孚·彖辭》稱:“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對豬和魚類的動物也要講究信譽,何況於人?據說張家就是靠了這樣的經營之道,終至成就了先人的遺願,光耀門庭。
明清晉商宅院中門匾、楹聯上的文字,大都出自古代經書和 《論語》、《孟子》之類的儒家典籍,也有出自神仙列傳、二十四孝、唐詩宋詞一類的書典。這類的楹聯、匾額在山西宅院文化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對和合之神的供奉對當時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義。和合之神本來是一位,明代田汝成《西湖遊覽志》載:宋朝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雲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裡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和合之神後來分為二神,稱“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圓合,取和睦同心、事業圓滿之吉祥,明清晉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圖,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經商的不易,寄託家人對頻繁遠遊他鄉的親人的期盼之情。
八仙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八位神態各異、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繪在建築裝飾構件上,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採用暗八仙手法,將民間傳說的八仙所執寶葫蘆、鐵拐杖之類的神器嵌入護欄、門楣,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宅院每一處裝飾,無不體現實用與藝術的高度統一。宅主人通常在門樓、門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門窗的空間處鏤雕繪飾,這些雕飾集賢哲之古訓,采古今之名言,頌山川之壯美,銘處世之學問,詠鴻鵠之大志,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息,表達了主人藉助蓋房的良機,在建築物上建立起一種家族內部的對話方式。
對話主題包括發家史、家庭未來的夢想、家族的祈盼願望等,合族人置身其中,經年累月,受這種俯仰可見之建築文化的熏陶,與蘊含的意義產生共鳴,形成一種同步有感的節奏,產生暗示性與時代生活默契的舉止行為。
中國建築高超的雕刻繪畫裝飾工藝,在明清晉商宅院中表現得特別充分。裝飾的種類主要是磚、石、木三雕,磚雕主要是照壁、影壁、墀頭、護欄等處,石雕則多在牆基石、柱礎石、抱鼓石、牌坊等,木雕多為門欞、窗格、翼拱等處的裝飾,圖案有動植物、自然現象、幾何圖形、傳記人物、神話故事等,取材來源於西周秦漢以來根據儒、釋、道三教文化與民間吉祥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也有部分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這些圖案形象活潑,裝飾性強,常見的是用一種圖案或幾種圖案組合起來,取其讀音或諧音,賦予豐富的含意,或驅邪鎮宅,或標榜品性,或吉祥喜慶,為凝固的建築材料增添了流動的歷史文化內涵。
木、磚、石三種材料所雕的動物形象主要有龍、鳳、麒麟、獅子、老虎、猴子、蝙蝠,還有喜鵲、錦雞等飛禽類。獅子產於非洲和西亞,被人視為百獸之王,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佛經《傳燈錄》記載:“釋迦佛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獅子由西域和印度傳入中國,建築中常用其形象起鎮宅避邪作用。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門獅子外,牌坊石柱、庭院圍欄、影壁照壁間都有獅子,既取 “雙獅富門”的富貴,又有“獅子滾繡球,好事在後頭”的吉祥讖言實現,還有四時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這是因為山西方言讀音中護、福、富,還有獅、四、事無明顯區別。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獅,最有代表性,有單獅、雙獅,也有三獅,神態各異,憨態可掬,栩栩如生,特別是一堵大影壁牆上雕有如意紋飾六神獅,取繁花似錦、富貴永久之意。龍是華夏民族的圖騰,在建築中使用龍形起初是有嚴格限制的,百姓不得隨意雕龍繪龍。清代以來,龍紋裝飾在民居建築中大量出現,山西宅院廣泛採用了草龍、拐子龍的圖飾,只是樣子與宮殿間的飛龍、行龍有很大差別,也不及宮殿龍飾的精緻華麗,不仔細觀看有的飾龍就會被忽略掉。
麒麟也是宅院常見的吉獸,麒麟送子的傳說在民間家喻戶曉,明清晉商宅院中裝飾麒麟獸和麒麟送子圖的地方,通常居住着晚輩,希望後代事業有成,永保家族興旺。
以鹿、鶴雕刻為主題的6 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見。6 合取鹿、鶴之諧音,6 合含義廣泛深刻,或指東西南北天地,或指一年十二個月或時辰的相應變化,6 合通,萬事成。靈石王家高家崖的“寅賓”府門,門洞大踏石上鑲嵌了精美的漢白玉石雕圖“鹿鶴同春”,隱喻着“6 合通順”。踏入府門,6 合通順,何事不成?在祁縣渠家大院的一處磚雕照壁上,同時雕有鹿、鶴、梧桐、松樹,諧音為6 合通順。
猴子因其諧音“侯”順應了人們對封侯拜相的追求,在封建時代環境中,商人儘管擁有巨額財富,但依然處於四民之末,社會地位遠遠不及仕途中人。雕上猴子騎在鹿身上挑馬蜂窩,取意“喜祿封侯”,大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意為“輩輩侯”,嚮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平遙票號世家侯王賓的二進式四合院,宅門外面有高大的拴馬石和上馬石,拴馬石上雕刻着一群猴子,大猴背小猴,就是暗中企求富貴永保,輩輩封侯。
此外,木雕的窗欞、窗格則常常雕有蝙蝠圖案或其變形,蝙蝠因其諧音“福”而成為民間傳統文化中吉祥之物,這種有翼的飛行哺乳動物在門楣窗欞之上,為人們傳遞“五福臨門”之信息。貓和蝴蝶的圖案常常出現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飾上,因其諧音“耄耋”,指的是80歲以上老人,貓蝶的形象就表明為老人祈壽的心意。喜鵲、錦雞等吉祥飛禽多用來暗喻喜上眉梢、錦上添花等意,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植物花草圖飾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築中比較常見,如葡萄象徵多子多福、人丁興旺,雍榮華貴、國色天香的牡丹,四季長春、芳香濃郁的桂花,“金聲玉韻、蕙心蘭質”的蘭花,壽祥德瑞、品質高潔的菊花,代表百年好合、百事如意的百合,象徵高尚節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等。其中竹子以其風過不折、雨打不彎的高風亮節,歷來為士大夫所欣賞推崇,在宅院的書房、書院等處雕飾竹節,成為在商海衝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風雅之舉。在特別重視教育的榆次車輞常家,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節造型,在靈石王家的一處書房院,門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節門,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氣節,表達年年高、節節高等良好願望。
琴棋書畫等文人雅士的標誌性嗜好,在明清晉商宅院里也是常見的木、石、磚雕刻的題材,可見巨額財富的積累雖使晉商享受到了奢華的生活,但潛意識裡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們的理想和榜樣。宅以門戶為冠帶,窗是宅主人着力裝飾之處,在靈石王家的一處宅院里,就將三間正窯上部中央的窗欞設計成打開的書卷,正面視覺是書冊凹進去,從樓上看則書卷凸起來,匠心獨運。在王家的另一處宅院里,一扇後窗設計成裝有書軸的打開的書,立意在於“開卷有益”。姜太公渭水釣魚、諸葛亮躬耕南陽、嚴子陵退隱嚴瀨、陶淵明隱居桃花源等歷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體現,以此類漁樵耕讀為主題的《四逸圖》同樣出現在晉商宅院中,如靈石王家宅院的一組牆基石刻、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裝飾構件,這也是晉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證明。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四百年間,在高牆、深巷、古槐、廣室中生活的富有者們,大多數人過着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的逍遙自在的舒適生活,他們聽聽小曲,看看戲文,逛逛廟會,追趕着許多新潮的東西和時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煙等等方面,都與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階層的人們有一些不同之處。
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的財東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遙城郊的達蒲村。由於李大全的精明能幹,特別是把握時機及時將顏料庄改組為票號,使李家迅速積聚了巨額財富。李大全過世后,其子李視箴、李視言、李視聽兄弟三人將票號業務全權委託給票號的總經理,他們則在老家享受着田園生活帶來的愜意和舒心。李家在達蒲村修建了幾棟豪宅,這也是山西商人財富巨額積累以後的普遍風氣。兄弟三人各有宅院,家家都是騾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擁,出則車馬,入則仆隨,衣則綾羅綢緞,食則山珍佳肴。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奢侈的生活,在優越的生活環境中漸漸消磨了智慧,消磨了志氣。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會後期富貴之家的縮影,雖說從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但在古舊的宅院里,看到的依然是傳統的生活方式。據直隸河間府人李燧《晉游日記》記載,清乾隆時,絳州城商賈雲集,民風崇尚華麗奢侈,山西人稱其為“小蘇州”。清末舉人劉大鵬曾在太谷縣一大戶人家私塾中授業,他日記中記錄了很多太谷縣的民俗民風,其中提到太谷當時奢侈者多,勤儉者少,客商口稱的便飯卻是山珍海味、巨鱉鮮魚等美味,重陽節時本應登高觀景,他所居之處雖有高樓,但是周圍樓外有樓,四面皆然,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遠處,可見高樓峻宇是太谷城裡最亮麗的景觀。
美國人E·A·羅斯,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教授,20世紀初曾來中國居留,撰有《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其中《中國西部》一章中,羅斯講述了1910年夏季,他與美國駐廈門的領事一道,從山西省會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有三個星期,他們一直穿行在一片呈“正方形,有平頂建築樓群的地方”,“在像太谷和平遙這樣的縣城裡,和太原一樣,也會看到山西銀行商獲利的跡象。”“有一位銀行商人擁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許多庭院,有裝飾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橋,夏天乘涼的小屋、大廳,有石桌子、花園和果園,共佔地20到30畝。這些證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
辛亥革命前後,在社會新思潮的衝擊下,有些人認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是鑒別維新與守舊的主要標誌。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也同樣經歷了這場變革帶來的一些變化。祁縣喬家的喬映霞,在祁縣率先剪去了長辮子,又率先脫去了長馬褂,穿上了中山裝,被當地人稱為“洋大少”,可見其舉動在時人眼裡是多麼標新立異。喬映霞的兒子喬健,1929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回到喬家堡后,這位喜歡運動的青年,在村子裡修建了一個籃球場,喜歡溜冰,就讓人把村西的一塊地平整成運動場,寒冷的冬季里,讓傭人從井裡取水澆場,一個溜冰場就建成了。像他這樣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數。
清末時,隨着洋建築在內地的大量興起,老宅院也對現有的一些建築設施進行了改造。喬映霞對喬家的廁所、廚房就進行了一些講究科學衛生的改建。喬映奎在民國10年(1921年)擴建新院時,將窗戶式樣大膽革新,注重採光效果,窗戶選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戶上的裝飾開始依照西式建築改進,而且窗棱、門楣上的彩繪圖案和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將冒煙的整列火車繪製在立欄之間,火車駛過的橋樑用幾根樹桿支撐。畫面雖說有些幼稚,工藝也不算很精細,然而這是喬家人對新時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現代工業文明在老宅院里的體現。20世紀初,汽車在中國大陸是很少見的,是絕對的奢侈享受,1920年,太谷曹家人得風氣之先,從天津購買了美式汽車一輛,帶給封閉的山西一種新的消費觀念和時尚,可惜曹家的汽車抗日戰爭初期被日本兵搶劫。祁縣喬家的喬映璜,於1927年從天津購得一輛黑色轎車,並且帶回一個開車的師傅,為祁縣城裡新添一景。
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快,適應有閑階層消遣的戲劇也得到空前發展,聽戲和組班成為一種時尚。《紅樓夢》中描寫的戲班子、戲台,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覓到蹤影。
大約在明代後期的嘉靖年間,蒲州梆子與晉中的民間小曲、地方秧歌結合,產生了山西中路梆子,也稱晉劇或山西梆子,傳統劇目達400多種,晉中一代以晉劇為主,晉劇還在京城唱紅,據說是唱到了宮廷。大院人對唱戲這種娛樂情有獨鍾。榆次聶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鉞,就是個晉劇迷,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戲台,請戲班到家中演出。戲台對面的兩側有兩個看台,一個是明台,一個是暗台,專供家人看戲。王鉞還組織了一個戲班,名“四喜班”,名伶有大嘴丑、八百黑等十多位,皆為蒲人。王鉞的孫子王棣在家裡還辦了自樂班,成員是家裡人以及傭人、丫環,常常吹拉彈唱鬧到深夜。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有一個精巧別緻的家庭戲台院,戲台院的院心東西6米,南北8米,院心東西兩側為廊房,在迴廊中走動,或許會讓人聽到流傳甚廣的一首祁太秧歌:“家住在太谷住沙河,北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戲台東西寬3米,南北長4米,除亭柱外,實有面積為9平方米。台高僅有30厘米,四周加設護欄。戲台小巧玲瓏,具有蘇州園林建築特色,當年這裡該是梨園藝人常來一顯身手的地方。而這北村,也隨着這首太谷民歌而聞名全國。
清朝咸豐十年(1860年)前後,祁縣富商渠氏一族辦起了“三慶戲班”,同治年間渠源淦又組織了一個 “聚梨園”班子,盛極一時。渠家五進院的主院有一處戲台院,戲台坐南朝北,歇山頂式明樓,面闊五間,中間三間較大,門前有凸出的卷棚頂抱廈,下用明柱支撐。將屏門卸除,便與抱廈連成一片,形成20平方米的戲台。東西廂房門前飾有木製隔扇,隔扇一除,便是典型的包廂看台。當年渠家曾不惜重金,組班承戲,高朋滿座,笙歌悅耳。唱戲在婚嫁時最盛,曹家人娶親時,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后,家裡要唱戲,戲名通常時龍鳳呈祥一類的,表示夫妻和睦,合家歡樂。結語
明清晉商宅院無疑是民居建築藝術的精品,但由於種種原因,長期以來都處在“藏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晉商大院聲名鵲起,始於張藝謀導演的一部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此片的拍攝景點全部選在喬家堡的宅院里,威嚴高大的晉中統樓,福利堂皇的前庭後院,狹窄的甬道高牆,沉重的石獸門扉,還有那些裝飾作用很強、視覺效果極佳的門樓、斗拱、飛檐、石刻、磚雕,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傢具,別緻的工藝彩繪,為影片增色不少,以及演員表演的到位,民國初年敗落家庭的生活圖景被渲染得淋漓盡致,極具藝術感染力。至此,“旅遊不到喬家院,白來山西走一遍”得說法不脛而走。不少人就是看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後開到了喬家堡,而且每每為喬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氣派驚嘆不已。
明清晉商宅院是中國古老民居建築中的精品,鍾情於古建築,鍾愛老房子,正在成為全球文化時尚,於是許多人提出“留住從前”的口號。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的進步,建築不斷地推陳出新,留傳後世的古建築會越來越少,倖存的古舊宅院建築也會越來越被人重視。透過這些充滿傳統建築文化和人文精神、世俗情調的古宅舊院的高屋峻宇和斷壁殘垣,往往使今人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歷史,走進遠去的歲月,明清晉商宅院將那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通過凝固的建築這種無聲的史詩,訴諸現代人,其文化精神將永遠傳承。本文作者:孫麗萍 馮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