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講義】

　　編者按

　　中華文化有着多重內涵，對待中華文化，實有汲取精華、革除糟粕的必要。在豐厚廣博的傳統文化資源中，最具活性、最富啟示意義的，當屬古人觀察世事的思維方式、對待事物的行事方法。這是蘊含於文化深層的精妙所在，跨領域、無國界、貫古今。鑒賞這些傳統智慧，識辨其中的優長和缺失，對於今人當有所裨益。廣東學者馮立鰲循此理路進行了梳理闡發，撰文數篇，本版將陸續刊出，與讀者共同思考、交流討論。

　　產生於殷末周初的《易經》，形成於民族心智開始定型的時代，它以特定方式凝結起華夏民族成長階段的時代精神，構建了自己風格鮮明的思想體系，其深層理念對後來諸子百家認識世界帶來了視角和方法上的引導，因而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即使在數千年後的今日，中華民族的群體思維方式、思維特徵，依然閃爍着《易經》智慧的光輝。

　　系統思維

 

　　在對世界萬物的歸納和反映上，《易經》採用了系統的思維方式。系統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的思維方式即是將紛繁事物從結構和功能上歸為統一整體看待的方法。

　　《易經》首先選用八卦作為系統化工具。代表相反屬性的兩種符號——“--”“—”三個一組為一卦，組合而成的八個基本圖形合稱為八卦。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個獨立系統。藉助八卦認知萬物，為系統思維的運用創設了前提。其次，《易經》的作者把八卦按上下方位相互疊加，得到六十四卦，並用這一卦畫系統來比附說明萬事萬物的複雜變化，這一認知體系的建構表現出了更為鮮明的系統化思維模式。另外，《易經》在推演解說中將人、家庭、家族、國家、天下乃至天地宇宙等作為具有所屬關係的系統進行認知，這一縱向互含的系統鏈進一步展現了系統的普遍性，強化了人們的系統思維。

　　《易經》的系統思維對中華民族後來的思維方式產生了直接影響，如殷末的五行思想在春秋戰國時得到了系統性的整理，由散狀形態演化成了具備相互制衡關係的嚴密系統。兵家將戰爭的組織策劃看作一個動態系統，醫學將人及人的內臟器官視作具有各自運行規律的系統，人們也認可了由天地人組成的宏觀大系統，“天人合一”的系統觀受到廣泛認可。

　　這種系統思維要求把組成系統的多項要素作為整體來看待，因而中國思想史上形成了看重整體的思想原則。《老子》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儒家認為《春秋》“大一統”，法家主張“尊於一”，宋明時強調理、氣一元論。雖然各派理論的出發點不同，但都毫無例外地表現了對整體觀的推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表達的是整體高於個體的價值觀；中國人在生活細節上常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顧忌，有“捨車保帥”的“一盤棋”思想；中國歷史上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大受弘揚，這都源於系統觀、整體觀對民族思維的影響。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民族文化中的系統思維也為我們當今深化改革提供了理性支持。

    和合思維

　　在看待事物的關係上，《易經》採用了和合的思維方式。不同要素間複雜的依存、交感和轉化關係即是和合，和合思維方式即是看到相關聯的事物在相互對立中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一種思維方法。

　　《易經》中的“爻”有交錯、聯繫之意，《說文》中直接把“爻”解釋為“交”。八卦是由代表相反內涵的兩種符號交雜而成，其中蘊含著的兩端思維是和合思維的典型形式；《易經》每一卦都是按六爻構成的不同要素的交合，六十四卦代表着《易經》體系內互不重複、窮盡無遺的交合形式，足見和合思維是《易經》推衍的前提和根本。另外，在《易經》的卦象系統中，那些上下之間可發生交感的卦象則吉，如泰卦；相反，否卦因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感而不吉，否極泰來的吉慶態度就表達着對和合思維的肯定。

　　《易經》的和合思維與西方對立統一的矛盾思維略有不同，它關照的對象不限於兩個，可以是一組要素群；並且它更看重不同要素間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和合思維對後來各家學派的理論建構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儒家明確提出“和為貴”，主張在社會生活中用支持合作者的和合手段來成就自己的功名與品格。老子認為“知和曰常”，主張通過不爭、守弱的途徑實現與對立方的和樂相處。法家韓非也主張通過君主的權力運作實現“上下和調”的政治目標。中國人歷來認為“水至清則無魚”，認為“兼聽則明”，肯定異質要素與不同意見的積極作用。思想家和民眾的理念各不相同，但“貴和”卻是共同的思維原則。本世紀，我們倡導“和諧社會”，和合思維在當代治國實踐中仍然大放異彩。

　　變易思維

　　《易經》以變動不居的思維看待世界，認為萬物的變易會體現在自身各卦象的推演過渡中，進而把認識和探求萬物的變易視為自己的基本旨歸。

　　通過卦象的推演和體系的展開，《易經》表達了關於事物變易的基本思想：事物的變易源於內部要素的不同交合；變易要經歷一個漸漸積累的過程；變易超過一定限度，就會走向反面，等等。

　　《易經》的變易思維對後人有不少的啟發和教益：正是感到了“亢龍有悔”“物極必反”的法則，孔子提出了中庸的處事方法，以防止“過猶不及”；老子主張以“知雄守雌”、堅守柔弱的方法，避免自身由強大走向毀滅；法家則用制度變革來應對社會生活的變易。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人們主張學識的“跬步之積”，認定保持德性之純要“防微杜漸”等，古老的變易思維在此得到了新的展現。

    人本思維

　　在觀察世界萬物及其關係時，始終以人類的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即是初級的人本思維。

　　《易經》卦畫系統的創立及其推演始終體現着對人類自身的關注。六十四卦的絕大多數卦辭直接說明着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和政治活動，都體現着人本的立場，表現着對人事凶吉的看重。《易經》作者的着眼點和思考重心顯然是社會人生，其理論的致思過程在於：以人類關係來理解和思索天地關係，又從天地法則的高度來領悟和說明人類社會。雖然論及天地自然等複雜的現象，但其體系建構的本位始終是人本身。

　　有《易經》人本思維的導引，百家爭鳴的焦點總是在社會人生方面；在科技領域，與人的生命生存直接相關的農學、醫藥學等得到了長足發展；張載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得到歷代學者的認可，這一價值立論使社會觀、倫理觀在中華文化中形成豐厚積累。此外，人本思維使中華主流文化一直關注着人類社會“此岸”的存在狀態，宗教神學始終未能取得主導地位。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本主義，確認並支持了中國傳統的人本思維。黨的十七大確立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創新社會治理，必須着眼於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傳統人本思維在被揚棄中得到發揮運用。

　　黑格爾說：“《易經》包含着中國人的智慧。”在萬木爭榮的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是一株久歷寒暑、年輪密集的勁松，其千難不衰的經歷、抗風耐霜的生機和復興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徵，而藉由思維方式、思維特徵表現出來的思維智慧，則是一種文化基因，一種內在蘊涵。無論世間風雲如何變幻，未來的興盛終歸會屬於不棄智慧的民族。　（馮立鰲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