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德國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教授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教授一直在從事一項很有趣的研究——中西命理學的比較。這次藉著他來複旦大學參加光華人文基金高端講座的機會，記者採訪了他。朗宓榭教授指出，科學對生命有價值，但是科學不能滿足生命所有的要求。這是他對命理學感興趣最重要的原因。

中國古代星占方位圖

記者：中西方的命理學都有悠久的歷史，也各具特色，您能不能先簡單介紹一下中西方命理術的大致分類和異同？

朗宓榭：我們先從星相學開始談。中西方都有星相學，但是它們起到的作用、 扮演的角色卻不同。星相學在中國最重要的作用是為政治服務，星相學家像帝王的大臣一樣。在西方，星相學偶爾也會為政治服務，但是個人的星占非常普遍，它更多時候是被個人所使用。這是中西星相學最大的差異。

星相學的技術本來是古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個發明，幾個世紀以後傳到西方，然後又傳到印度，然後有部分內容傳到中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一名研究員張哲嘉做了一個重要的研究，他認為中國傳統星相學有不少方面都受到印度的影響。這只是從技術角度對星相學做研究而得出的其中一個結論，並不能說印度是所有星相學的鼻祖。

 在預測學中，抽籤、擲骰子這種方式運用得十分普遍。古希臘會用抽籤的方式，中國的《周易》也有類似的方法。但是《周易》的占卜技術要發達得多，而且屬於高級文化。中西最大的區別在於抽籤（占卜）的方法不同，在於這種方式服務於怎樣的階級層次。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基本上是低階層的老百姓在抽籤，大部分是傭人、奴隸在使用，皇帝以及精英知識分子不搞這些活動。土耳其保存了一些古希臘時期的寺廟，你能夠看到當時他們提出了什麼問題，收到了什麼回答。當時都是一些沒有受過教育的、層次比較低的老百姓使用這種占卜方式。反過來看，《周易》 作為五經之一，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這在西方是完全沒有的。

在中國，八字算命非常普遍。算命從唐代就有了萌芽，宋代開始得到普及，宋代出現了“子平之術”。中國的八字算命和西方的星占學最大的差異，在於中國對人的命運的測算以生辰八字為準，不看天文，只看時間。每一時、每一刻有一個特定的數值。根據這些數值換算成八字、天干、地支等各種東西來綜合分析一個人的命運。這是一種根據時間的數值進行的占卜。這也是中西方命理術的一個差異。

記者：您曾談到，中國古代的預測術以計算為基礎，西方的預測建立在先知的基礎上，是口述文化。但我們知道，中國也有很多先知式的預測，如扶乩、占夢、巫術等，也算是比較主流的。西方有以計算為基礎的預測學嗎？

朗宓榭：有的，像占卜也是以計算為基礎的，但是不太發達，可能有社會意識的原因。在古希臘、古羅馬，占卜活動主要是在老百姓中流行。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先知是德爾菲神廟中的女祭司皮提婭。她會被太陽神阿波羅附體，周圍有一些輔助者來翻譯、解釋她被“附體”的時候說出的非常奇妙的語言。當時所有的古希臘、古羅馬的名人，包括他們的國王，都會去德爾菲神廟。這是精英文化中很突出的現象。

反過來看中國，我完全同意這些現象很普遍，有薩滿、巫師、扶乩，但還是位於一種非主流邊緣地帶。所以，在我看來，中國的先知式預測還是一種邊緣現象。

基督教的預測術也是以先知為主，耶穌本來就是先知。《舊約》里提到的耶利米等，都是先知。但是對基督教影響最大的是《新約》啟示，它和中國的《周易》是差不多的地位。一直到中世紀末、近現代的那些先知，包括當時美國所謂的先知都依靠《新約》的啟示。這方面的傳統很長。雖然西方有星占學，星占學是完全以計算為基礎的。但是影響最大，達到《周易》在中國的地位的，還是先知式的預測術。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有待進一步驗證研究，但我想還是有些道理的。

記者：命理學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自由的命運的認識上，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是無法捉摸的，只能猜測；而中國式的主宰者更接近於天道，所以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似乎是有跡可循的規律。您覺得這對中西方命理學的差別有影響嗎？

朗宓榭：有影響。這涉及西方神學的超越性，當代新儒家也講內在的超越。在西方人看來，在宇宙的上面還有上帝。上帝不依賴宇宙的規律，上帝自己制定了這些規律，但是每時每刻都可以改變。人類無法準確揣度上帝的心思，上帝想做什麼人類無法計算。而且計算推測上帝的想法，有可能涉及原罪，要背負着一種道德負罪感。西方人認為還是不要犯罪了。另一方面，上帝送給人類這種類似禮物的意志自由，讓我們不要超過它的意志。

傳統中國沒有至高無上的上帝，只有神，而這些神都服從宇宙的規律。所以中國人可以用計算的方式來考察這些規律與個人的關係。這方面又涉及一個道德的問題。人一旦了解了宇宙的規律，就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感。按照朱熹的說法，占卜也有好處，這種好處不僅在於能夠知曉個人命運，也在於因我對宇宙的了解而提升了自身的道德地位。

當時西方也有不少人，包括教皇，非常相信和依賴測算，但是他們要背負良心的壓力。

記者：中國和西方的預測體系背後，都有您所說的決定主義的價值觀和宿命論的影響嗎？這兩者有什麼不同？

朗宓榭：中國宿命論最典型的代表是漢代的王充。他完全否定占卜和預測等技術的合理性，除了相面。他認為宇宙是無法預測的，在他的觀念中沒有上帝的看法。他強調遇會，放大偶然性。這種偶然性是預測不了的，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但是恐怕除了王充，也沒有多少人贊成宿命論。

在我看來，宿命論和決定主義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決定主義能讓人們認識到我們的知識有限，但決定主義並不排斥人類測算自己的命運。因為我們承認自己的知識有限，達不到認識的最高層次，但是在這些有限的知識里，我們能夠根據一些現象，多少猜出我們的命運。宿命論則不管這些，對技術預測是絕對否定的。

命運雖然不在自己的手上。但不管是西方的決定主義還是東方的決定主義，都不完全排斥人類對命運的測算和占卜。就像中國人說的“盡人事而聽天命”。

記者：馬克斯·韋伯所談的新教倫理，強調天職，強調人間的事功，與中國的各種勸善書和功過格等，是否都暗含着通過個人努力來改變命運的方法？

朗宓榭：是有這個意思，而且他的分析很深刻，尤其是對加爾文教的分析。加爾文教回溯到了奧古斯丁，完全簡化了自由意志。像奧古斯丁以後的天主教的一些大師，他們慢慢地承認了自由意志，特別是耶穌會士。

但是馬克斯·韋伯對中國的道教有很多批評，因為他閱讀的原始材料是荷蘭人哥羅特寫的，書中對道教神秘的宇宙觀有很多介紹，所以韋伯對中國道教這種神秘的宇宙觀就產生了一些偏見。

道教早期的贖罪、懺悔都是這樣的東西。儒家也有類似這樣自我批評的東西。每天都自我反思，我的待人接物的態度如何，我有沒有犯什麼錯誤，我有沒有對別人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記者：您說星相學是中西方的大學問，但在西方，星相學是被看作“推測”或概率的學問。中國的星相學更強調天人感應。我們都會聯想到李約瑟難題，您是否在暗示西方的星相學更容易啟發西方近代科學？

朗宓榭：我們都知道概率這種規則是十八世紀的發現，是數學家高斯的發現。這是跟賭博有關的一個現象。我本人沒有研究過，但是有不少學者在研究中國數學史，對於中國數學中有沒有發現過概率有不同的意見。很多人表示懷疑，但是還有不少人認為宋代、明代的數學著作中，學者會利用占卜中的例子來表示一種數學規律。只是這個傾向並不是那麼普遍。

但是星相學與概率和推測好像沒有什麼非常密切的關係。在經驗方面，按照星相學的理論，對某個行星的測算應該不是依據概率的規則來進行的。這方面我還得繼續考察。

所謂的李約瑟難題，關鍵在於我們給科學下怎樣的定義。如果是從系統性的角度來看，那麼算命術都有系統性，而且是非常複雜、非常發達的系統。《周易》的系統就非常發達。最發達的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八字算命。你可以否定八字算命的原則、出發點和前提，但是我們沒法否定它們的系統性。我在演講中提到的大阿爾伯特，試圖把星相學放在科學體系之內，一直到西方的啟蒙時代都是普遍承認的。對科學應當作一個“特性”的定義。預測屬於知識史，當然也是科技史的一個部分。比如天氣預報雖然常常出錯，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系統。另外一方面，科學的定義是靠經驗性，八字也是靠經驗的，就是華人生活的經驗，星相學也一樣。科學的第三個特性是重複性。科學應該是可以重複的。但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醫學不完全是科學。所以預測學不是那麼簡單的，有一些因素符合我們現代的科學定義。對科學我們應該重新下定義。

記者：您認為西方的預測學在基督教普及之後，不再具有主導地位，您為什麼又說中國的預測學在主流與殘餘之間徘徊？我們知道，直到晚清，扶乩術、堪輿術在知識分子中仍然很流行。

朗宓榭：到清末民初，很多知識分子並不相信預測術，但仍會進行占卜。最典型的例子是嚴復。嚴復的宇宙觀完全是從西方學的。但從嚴復的日記中我們得知，他每周都會根據《周易》卜卦，問自己的身體和財運等等，什麼問題都問。而且他在占卜的時候會在日記中留下一段空白，事後來看他自己算得準不準。中國知識分子把現代的宇宙觀與他們日常生活的實踐分開。一直到現在，很多知識分子把他們的宇宙觀放在一個地方，把他們日常生活的實踐放在另外一個地方。但其實這兩者是分不開的。我們研究的時候把這兩種現象和態度融合在一起，從宇宙觀看實踐，從實踐看宇宙觀。

基督教興起之後，也有這樣的問題，有些教皇很喜歡占卜等測算命運的方式。但是到了啟蒙時代，就完全不同了。啟蒙時代有了對迷信、宗教的定義。一些法國的、德國的啟蒙代表人物認為宗教代表迷信，同時完全排斥這些測算命運的方法。現在的西方人有一派相信末世、相信命運，另外一派是非常理性的。西方的主流還是理性的，中國也是如此。比如民國的陳獨秀就完全排斥這些東西。在二十世紀排斥這些東西成為一種主流，但是這類實踐也不會完全取消。

記者：您說風水、堪輿是中國獨有的預測術，西方則沒有，這是為什麼？

朗宓榭：可能有不少原因造成的，但我只能說有這個現象給我很奇怪的感覺。中世紀西方有一些星相學家用星相學來卜定位置或者蓋房子等，不是使用風水、 堪輿的方法。越南、韓國等東方國家都有這種風水、堪輿的傳統。堪輿、風水這些技術都是由研究陰宅的方法發展而來的。中國重視堪輿，很可能與重視祖先崇拜有關。

記者：能介紹一下現在中西方流行的預測術嗎？您大概知道，中國的年輕人很熱衷星座。

朗宓榭：我可以開玩笑地說，星相學可能是西學東漸的最後一樣東西了。從清末以來，中國對一切西學都是拿來主義的態度，最後一個就是星相學。二十世紀想保護古代術數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類似的現象並不清楚，所以他們都強調科學主義，甚至連算命先生都應該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分析。按照最近的調查，三十五歲以下的中國年輕人，大部分都相信星相學。在西方，我沒有調查數據，但是一般的報紙上也經常出現星相學的內容。這些是很好玩的東西。但不要忘記，占卜術和“玩”這個概念關係很密切。你可以不百分之百地相信，但是你可以玩，可以給你一個心理暗示。按照我的理解，恐怕現在星相這些東西在中國比在西方更加流行。

記者：啟蒙時代以來，世界進入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時代。如今，科學如此興盛，卻有大量的人相信命理學、預測主義等傳統的東西，您說希望從中國的預測學中找到解決西方科學預測失靈的局面，是不是意味着會有“復魅”時代的來臨？

朗宓榭：這個也很難說。我們現在慢慢意識到，純粹的科學主義是不能成功的。本來科學是幫助人們實現更好地生活的，可是科學也會成為人類邁向好生活的一個障礙。不過，完全離開科學是不可能的。“袪魅”是應該的，但是在中國太徹底了。在中國的一些啟蒙，大躍進和“文革”就很激進、很極端。我們怎樣找到一個中庸之道？這是最大的問題。我研究的目的是對人類知識部分做一個反思。為了避免完全“復魅”，回到原始社會的一些東西是不可能的。我無法提供什麼方法，我不考慮具體的實踐，但我希望能對這些知識做一個反思，要合理地對待這些現象。

科學對生命有價值，但是科學不能滿足生命所有的要求。我不想回到黑暗時代，但是我也相信科學主義是過分的。我知道中國現在有“工業黨 ”和“情懷 黨”之爭，西方在二十世紀初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都是這樣的爭論，可以說是兩種極端主義。歐洲的綠黨最初也是這樣，對環境表示一種關心。

（東方早報黃曉峰采寫，實習生周雨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