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的乾元國學講堂，一年學費高達3.6萬元，不少大中企業、政府部門高層管理人員和國學愛好者卻仍趨之若鶩。余敦康，就是這個講堂的首席導師，主講《周易》。

　　這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被稱為中國哲學界泰斗級大師的老人，本該是一位安靜地在象牙塔里治學、著書的學者，卻隨着社會上的“周易熱”，頻頻在“世紀大講堂”、“百家講壇”等欄目露面，許多國學班也爭相向他發出授課邀請。大師成了明星。

　　十一長假前，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時間，余敦康在家中接受了記者的採訪。他笑着說：“前幾天我有課，所以沒有時間。”那是一堂中歐合辦的MBA培訓課程。“他們也學《周易》。”余敦康說，“《周易》是可以和管理學結合在一起的，我研究的就是這個方向。”

　　《周易》的核心價值觀是陰陽和諧

　　余敦康並不喜歡談自己的個人經歷：“沒什麼好說的。我本來是武大哲學系的學生，1952年，我國學習蘇聯進行院系調整，將全國所有哲學系合併到北大，我也順理成章上了北大哲學系。1957年，我被下放、勞動改造，後來在很偏遠的地方（湖北棗陽平林公社）當了中學教員。那之後的21年，我沒有進行任何哲學方面的學習，直到1978年回北京，才繼續跟着任繼愈先生，參加了《中國哲學發展史》的編寫，我負責其中一個涉及《周易》的章節，並從此對它產生了興趣。”用幾句話結束了對自己經歷的描述后，余敦康很快切入正題，與記者 談 起 了《周易》。

　　“《周易》最早形成於商周之際，起源於當時用龜甲進行的占卜，在春秋時提升為一種哲學。它比孔孟之學的歷史久遠得多，是中國最古老的學問，也是一種儒道綜合的世界觀。到漢代以後，它廣泛擴展到哲學、政治、倫理、美學、科學等各個文化層面，不僅儒家把它視為‘群經之首’，道家將它崇為‘三玄’之一，民間流傳的堪輿、占卜，也都在用它，但它又絕不等同於算卦和風水。一個中國人，可能沒有學過《周易》，但一定早就有了《周易》的文化基因，只是‘日用而不自知’而已。”

　　上世紀80年代，著名哲學史家朱伯昆在北京搞了個《周易》研究院，幾個研究哲學的人湊在一起，研究易學和文學、醫學、科學的關係，余敦康負責易學和管理學的關係這一塊。“我對易學有一個特殊的看法——《周易》是歷代社會管理學中最高的標誌和經典。”

　　在余敦康看來，《周易》的核心價值觀是陰陽和諧：“所謂陰陽，就是一對對立的矛盾體、事物對立的兩個方面。就像有天必有地，有光明就有黑暗，有東就有西。對立始終同時存在，並且無處不在。打個比方，如果人的陰陽不平衡，身體就不會健康。社會是這樣，治理國家也是這樣，如果矛盾對立得不到良好的解決，就會出問題。我曾經在給省部級幹部的講課中講過，改革開放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各種矛盾，如何解決矛盾。過去，講究的是鬥爭的哲學，是東風壓倒西風；而現在，人們漸漸意識到，陰與陽可以和諧相處，而這種認識，能指導我們解決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外關係的問題……”

　　現今社會，人們重新對《周易》——這座古代智慧的寶庫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忱，從學者到政府官員、企業老闆乃至街頭小販，都不乏《周易》的熱心研讀者。一本書的應用率如此之高，也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對於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余敦康的解釋意味深長：“《周易》最早就是做占卜用的，誰都想算卦，什麼人都一樣。只不過，正統的《周易》是用來做最高決策的。古語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用它來看風水是沒有用的。”

　　自稱是“于丹的粉絲”

　　“《周易》為何能如此廣泛地被現代社會所接受？”余敦康略加思索：“因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開始復興了。”

　　作為學院派的代表人物，余敦康如今也通過上電視、寫博客等多種方式，向人們傳遞《周易》的哲學精神。學者走出書齋，是當下盛行的文化現象，最典型的代表是于丹。隨着她對《論語》、《莊子》等經典的世俗化解讀，她的身邊形成了旗鼓相當的兩大陣營，贊者極贊，貶者極貶。余敦康就是支持方的代表，在《世紀大講堂》的錄製過程中，他曾毫不諱言自己是“于丹的粉絲”。“我認為，于丹之所以能一炮而紅，不僅僅由於她個人的魅力，更因為中國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讓人們產生了內在的文化需要，這也是中國文化精神現代化的需要。但有不少人緊盯于丹解讀經典時出現的錯誤，說她這個字講錯了，那個事講得不對，甚至出了本《解毒于丹》，這是什麼心態嘛！我研究了半天，她的書沒毒啊。于丹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學術研究，而是針對大眾講自己的心得體會，即便有個別錯誤，也是可以原諒的。相反，我覺得于丹給我們樹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對學院派也很有啟發。”

　　余敦康說，此前，自己將《周易》當作純粹的學術課題研究了幾十年，大部分研究成果卻只能在小範圍內傳播，好比坐在金字塔尖上，與社會大眾幾乎沒有聯繫。“于丹卻聰明地將孔子、莊子講成普通人，然後根據自己的體驗，結合現代人的需要，用古人的思想來解決現代人在工業社會中產生的心靈問題，比如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營造成功的人生，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過上心靈期待的美好生活，如何擺脫名利的枷鎖……”

　　與現代生活的對接，讓很多從不讀傳統經典的普通大眾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余敦康說：“真正的文化建設高潮，應是全民運動，而不是幾個學者在那裡埋頭苦讀。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於丹。”

　　坐飛機來聽課的學生

　　在媒體上露面多了，余敦康也擁有了一大群自己的“粉絲”，有人專門在他的博客上留言，稱他是“極可愛睿智風趣又前衛深刻豁達的老頭”，還有一名退休的老工程師更是激動：“聽余先生一席課《當代視野下的儒學》，勝讀十年書……”乾元國學講堂的學員格外熱情，一到開課的周末，就從全國各地開着車，甚至“打飛的”來聽課。

　　不學管理，學國學，已成為許多企業高管熱衷的事情，這是另闢蹊徑還是誤入歧途？有學員解釋：“經濟管理是‘技’，而這個是‘道’，學了道之後，心態變得平和多了，做事情不再浮躁，在生意場上也有了自己的節奏……國學還能讓我們更了解社會背景，看問題更全面，自身也會有所提升。”

　　余敦康說：“有很多學生在學習之後，能領悟到《周易》中所傳達的和諧思想，並自主運用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去。”第八期講堂結束時，余敦康要求每個學員分析一個卦象。一位名叫欒芳的學員選擇了“家人卦”，並分析得頭頭是道：“這一卦的卦象是‘離下巽（音同“迅”）上’，卦辭為‘家人：利女貞’，它很好地說明了中國家文化的位置，即‘正家而天下定也’。一個家庭的和諧，需要男人、女人共同維護，也需要家法、家規來維持。”作為一名企業家，欒芳在講完卦象之後，還與同學們分享了學習的心得：“我在學習了《周易》以後，獨創了一種企業文化：九和文化體系，將企業文化和規章制度納入九條框架之中，每種文化下又總領九條，共有八十一條。我跟員工們說，把這些都做到，就能克服九九八十一難，取得家庭的和諧和事業的成功。”“畢業”幾年後，乾元國學講堂仍深深影響着欒芳。今年，她就在公司的會議中，向集團員工推薦了五本必讀書：《論語》、《道德經》、《黃帝內經》、《周易》和《毛 澤東 選集》。

　　如今，乾元國學講堂已經辦到了第十五期，而余敦康依然擔任着《周易》課目的講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