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華人在東南亞創建神廟、公冢等公共性的宗教場所時，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尋找“風水寶地”。光緒五年（1879），新加坡華人在《重修恆山亭記》中指出，他們的公冢恆山亭“枕山襟海，虎踞龍蟠，右則新山霧列，左則荒冢星羅，雖非山水形勝之區，頗負靈秀鍾毓之異”。恆山亭山環水繞，鍾靈毓秀，達到了新加坡華人對公冢的風水期望值。光緒十一年南安人在新加坡芋菜園興建聖王廟來奉祀廣澤尊王時，也對在新加坡找到的一塊“砂水環抱，龍拱虎應，包羅八卦”的廟地而感到由衷的滿意。咸豐十年（1860）《新建福德祠並義冢涼亭碑》中，馬來西亞檳城的華人也認為他們的義冢所在地升旗山風水甚佳：“升旗山之左，自西南聳起綿亘數十里，走至東北隅，迤邐下垂。着倒地木形，兩株疊接，雖肩膀護峰不起，而珠海前潮，於斯為聚。”儘管冢地似乎存在“肩膀護峰不起”的美中不足，但碑記進一步指出，華人後續的埋葬活動證明這裡不失為一個“藏風聚氣”的風水寶地。
風水也常常成為公共性宗教場所重建和遷建時受重視的因素。光緒六年，新加坡瓊州會館天后宮因“字向不合”，風水不佳，遷建到“瀾水迴環，壯襟連之體格；秀峰聳拔，卓筆勢於雲霄”的新廟址。光緒八年檳城水美宮重建時，主事人等用以號召信徒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宮位坐向不美，非大為更易創造，斷不能安乎神以保乎民”。檳城瓊州會館天后宮在光緒二十七年遷建時，風水上的缺陷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夫前雖有會館盛祭，其地基不合乎三吉，則向道不從乎六秀，且久而有壞，禮當遷也。”有的神廟甚至假借神靈乩示的名義，來調動信徒補救風水的積極性。檳城的清雲岩，又稱為蛇廟，奉祀清水祖師，光緒六年重建時，即以清水祖師顯靈自擇風水為號召：“時至今日，祖師倍加顯赫，故自為擇地，更易坐向，坐以五庚五酉，向以五甲五卯，串縫針巳酉巳卯為分金。”在神靈顯靈修復風水的號召下，清雲岩的重建得到信徒的擁護，短短數月內就順利完工。
海外華人對私人墳冢的風水好壞也頗為在意。位於檳城的福建義山曾先後兩次頒佈公冢條規，其中有不少條款是專門針對華人在私人墳地上做風水的活動而制定的。例如，光緒庚寅年的《波池滑閩公冢條規碑》共開列27條規約，其中第1、2、4、9、10、11、12、15、19、24條涉及私人墳地做風水的行為。這些條款大多為公冢董事們為了防止私人墳地上做風水的行為危及他人或整個公冢的地理風水而作出的相關規定，說明當時華人在私人墳地上做風水的行為是相當普遍的。
眾所周知，謀求好風水旨在藉助好的地理風水來使生者受益。東南亞華人也不例外。按照當時華人的看法，前述恆山亭冢地的好風水，給來此謀生的華人帶來了明顯的好處，《重修恆山亭記》指出：“自是以來閩之商旅是邦者，彌覺富有日新，而祈禱斯亭者亦見熙攘輻輳，信乎地之靈人斯傑也。”值得指出的是，東南亞華人尋找“風水寶地”的普遍行為，是出於“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考慮。例如，光緒二十七年《廣東暨汀州重修舊山涼亭水圳序》中就直截了當地指出，他們為公冢謀求好風水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馬鬣牛眠”之吉地，以“共仰發祥於異地”。這說明他們已經有了在“異地”落地生根的明確想法。還有許多私人墓地的銘刻，也反映出華人借風水來謀求他們在僑居地的長遠利益的目的。蘇門答臘島鍾懷素墓的銘刻“佳冀吉穴真龍千秋傳頌，還期蘭孫桂子萬代榮昌”，即是如此。
東南亞華人在僑居地重視風水信仰，說明他們對僑居地開始產生認同感，並已經有了在僑居地定居的決心。再者，東南亞國家地狹人稠，華人若不是認同當地，並寄望於風水能夠給他們在當地的長遠生活帶來更大的好處，在這種地價極為高昂的情況下，他們是不可能花費巨資，執着於為神廟、公冢、私墳等尋找理想的風水寶地。總之，風水日益滲入海外華人生活的過程，生動地再現了華人逐漸認同當地的生活空間，從旅居生活向定居生活過渡的過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華僑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 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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