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與《易經》
布萊希特漫畫像，上有布萊希特簽名：贈保爾·德騷，1945
《易經》（布萊希特著）德文版書影
《易經》在德國
在德國提起《易經》，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周易》，人們首先想到的是20世紀大漢學家衛禮賢，是他第一個把中國這部最古老最難懂的著作翻譯成德文，從此以後，德國讀者才有幸讀到它的經文，同時又能讀到相當詳細明白的解說。他的翻譯工作是在清末官僚、大學者勞乃宣的幫助下進行的，花了大約十年工夫才完成。據說勞乃宣所依據的藍本是朱熹的《周易本義》，他逐字逐句講解，衛禮賢用德文寫成筆記，經過一番整理，再翻譯成漢語，讀給勞乃宣聽，得到勞乃宣認可，方可定稿。1924年，厚厚的兩卷本德文《易經》在耶拿出版，此後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衛禮賢為這本著作在歐洲的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這部譯稿，還有大量中國古代哲學譯著，扎紮實實地奠定了衛禮賢20世紀歐洲最偉大漢學家的地位，他被譽為“中歐文化交流的橋樑”。
一時之間，衛禮賢成了德國知識分子、社會名流聚會上的明星，許多名人的太太小姐甚至邀請他給自己算命，衛禮賢也樂得乘機展示自己的中國文化知識，藉助演繹《易經》的神秘性，展示自己掌握的東方智慧。著名小說家黑塞當年也十分着迷於衛禮賢翻譯的這部《易經》，他曾經津津有味地研究過用蓍草卜筮的方法。這在最初接觸《易經》的德國讀者中，可能是個普遍現象。畢竟算命的神秘性最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心，但這種好奇心又畢竟是短暫的，它無法令人對《易經》產生持久的興趣。
布萊希特則與眾不同，他閱讀《易經》，似乎對卜筮毫無興趣。對他來說，《易經》的魅力在於它的辯證思維方法，它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數義理結構中所呈現的縝密、豐富的辯證法系統，給布萊希特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他在讀《易經》之前，讀過老子《道德經》，這本書引起他最大興趣的，就是其中的辯證法，而老子的辯證法顯然是濫觴於《易經》。布萊希特把中國古代的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現代辯證法結合起來，在思維能力上如虎添翼。從此以後，他就千方百計把這種辯證思維方法運用於文學創作，指導自己的日常行為。熟悉布萊希特的人都知道，德國法西斯上台以後，他曾經憑着從《易經》等中國古代哲學經典中得來的智慧，一而再、再而三地擺脫了德國法西斯的追捕。希特拉入侵蘇聯前十天，布萊希特離開海參崴去美國，在時機的把握上，他每一次都給人以“料事如神”的印象。二戰以後，他又一次及時擺脫了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迫害，在遭到審訊的第二天，便舉家離開美國，返回歐洲。不少布萊希特研究者認為，像他這樣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人，歷經十幾年的流亡生涯，居然能夠毫髮無損地返回德國，相當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易經》“韜光養晦”、“趨吉避凶”的智慧。晚年他被尊稱為“中國式智者”，甚至被冠以“中國詩人”的美譽。
《墨子∕易經》書名的是與非
說起“布萊希特與《易經》”這個話題，德國文學研究界的人立即會想到，布萊希特流亡途中斷斷續續寫過一本語錄式散文，它們無頭無尾，形式和風格頗似阿拉伯世界的《朱哈的故事》，更像我國《墨子·耕柱》里有問有答的語錄式散文，有些篇幅短得類似《墨經》式的短語。二戰以後，學者把它們編輯成書出版，取名《墨子∕易經》（Me- Ti, Buch der Wendungen），頗受酷愛哲學思維的德國讀者追捧，它是學術界研究布萊希特的思想境界，研究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絕對繞不開的一本書。
遺憾的是，《墨子∕易經》這個書名卻有畫蛇添足之嫌。從布萊希特的“工作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在寫這些語錄式散文時，把它們定名為《易經》（Buch der Wendungen），並無“墨子”二字，所謂《墨子∕易經》這個書名，是編輯者根據自己的理解擬定的。
編輯者為何要加上“墨子”二字呢？據我猜想，有兩個原因。一是編輯者知道，布萊希特流 亡期間，始終隨身攜帶一本阿爾弗雷德·佛爾克（Alfred Forke）翻譯的皮封《墨子》，流 亡到哪裡讀到哪裡。他十分推崇墨子為平民立言的理論傾向，墨子作為中國古代智者，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人們不僅能從布萊希特這本《易經》中看到墨子思想的痕迹，他的劇本《高加索灰闌記》也充分體現了作者研習《墨子》的心得。第二個原因是，這些散文的主人公，雖然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但大部分都被命名為“墨子”，可見作者有以墨子自詡的意思，他把自己視為像墨子一樣為平民立言的作家。書中有許多對話，開頭都採用“墨子說……”的格式，彷彿這些散文所表達的看法，都與墨子學說有關係。編輯者據此誤以為這是“布萊希特研究墨翟學說的心得體會”（《墨子∕易經》編後記）。
這個判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誤導了讀者和布萊希特研究者。人們不但輕率地接受了這個畫蛇添足的書名，而且也貿然相信了布萊希特這些散文“以墨翟學說為依據”的說法。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衛茂平教授在他的《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中指出，這些語錄式散文並非只是布萊希特研究墨子學說的心得體會，它們還涉及老子、莊子、孔子、列子等眾多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他的這個判斷，對於德國學者來說，可能並不容易理解。在德國，像布萊希特這樣懷着巨大興趣閱讀過中國古代哲學著作的人畢竟不多。我們不能想象，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著作在德國能像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的著作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一樣普及。這樣看來，這位編輯者的誤判，是可以理解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編者認為布萊希特的《易經》與中國《易經》無關。他提出的理由是：布萊希特的本意在於創作“一部以墨翟學說為依據的《行為學手冊》（Buechlein mit Verhaltenslehren）”。這個判斷同樣是錯誤的。作者自己並未這樣說過，書中的內容也並非如此。
這個問題要分兩層來說。第一，上文已經指出，這些散文不只是涉及墨子思想，還涉及眾多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說布萊希特的《易經》是他研究《墨子》的心得體會，是以墨翟學說為依據創作的，這是說不通的。事實上書中有許多從“墨子”口裡說出來的話，與墨子了不相干，有的是中國其他哲學家的思想，有的源自歐洲思想家的智慧，還有一些出自馬克思主義理論。人們不能把所有這些都歸在墨子名下。第二，說布萊希特又稱他的《易經》為“行為學手冊”，在中國讀者看來，根本無須與墨翟學說聯繫起來。這樣的聯繫是牽強附會的。任何一個稍微了解《易經》的人都知道，《易經》本來就是古代中國人的“行為指南”。這是中國易學界的共識。中國《易經》是一部卜筮之書，中國古人做事情之前，特別是重大事情，如戰爭、遷都、出行、狩獵、婚喪嫁娶，等等，都要由專職筮者問卜一番，以便“趨吉避凶”。《易經》就是問卜的工具書。布萊希特稱他的《易經》為“行為學手冊”，不就是根據他對中國《易經》性質的理解命名的嗎？他的《易經》只是在表達方式上與中國《易經》不同而已，在精神實質上，可以說是一脈相承。布萊希特效仿老子《道德經》的榜樣，吸收借鑒中國《易經》的辯證思維方法，對他面臨的當代政治、社會、哲學、文藝、道德等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辨別，為自己也為讀者確立“行為指南”，免得自己和讀者成為當前這個亂世的犧牲品。他認為自己所處的時代，與中國先秦思想家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一樣，他稱之為“黑暗時代”（finstere Zeiten或者schlechte Zeiten）。這樣看來，布萊希特的《易經》不是與中國《易經》無關，而是關係相當密切。
這“易”那“易”，都是“易”
話說到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本來衛禮賢把中國《易經》這個書名翻譯成“Buch der Wandlungen”，為何布萊希特翻譯成“Buch der Wendungen”？他為何用“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而不因循衛禮賢的譯法？細心的讀者在這本書里可以找到解答這個問題的線索。
書中有一條語錄，標題叫《論易》（Ueber Wendungen）。一看這個標題讀者就會想到，這不就是表達他對“易”這個漢語詞的理解嗎？這條語錄十分簡練，翻譯成漢語不到三十個字：“米恩列教導說：推行民主能夠導致推行專制。推行專制能夠導致民 主。”這裡的“米恩列”是布萊希特為列寧取的別名。類似的情況書中還有許多，例如稱馬克思為“卡梅”、恩格斯為“艾福”、黑格爾為“徐燁”、希 特勒為“胡易”，等等。這條語錄，話說得無頭無尾，只是個結論，頗似《墨經》的語言風格。這句話是否出自列寧，布萊希特寫這句話的背景如何，暫時都可以不顧。單就這句話來說，它顯然表達了布萊希特對事物發展過程的認識：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是可以互相轉換的，事物發展到某種程度，會實現“物極必反”。用歐洲現代哲學術語來說，就是事物從“量變”轉為“質變”。這就是布萊希特對“易”（Wendungen）這個詞的內涵的理解。他大概認為“Wendungen”這個詞不但能表達“量變”的內涵，更能表達“質變”的內涵。這樣看來，也許布萊希特對衛禮賢把漢語的“易”字翻譯成“Wandlungen”並不滿意。他可能覺得“Wandlungen”這個德文詞可以表達“量變”的內涵，但不足以表達“質變”的內涵，而沒有“質變”的內涵，是不足以表達《易經》的辯證法真諦的。
書中還有一篇短文，也給我們提供了布萊希特何以選擇“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的答案。這篇短文的標題為《米恩列攀登高山的比喻》，除開頭幾句話，這篇短文系列寧《政論家的短評》的第一節，它的標題叫“打個比方”。這是一段寓言式的文字，文采飛揚，生動活潑。講述一個攀登高山的人，克服了空前的困難和危險，攀上別人不曾到過的高處，但尚未到達山頂。這時他發現按照原定方向和路線繼續前進，不但有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於是他決定掉轉頭來往下走，另找雖然較遠但可以到達山頂的道路……列 寧用這段寓言比喻共 產 黨人靈活的策略思想。從布萊希特引用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當年閱讀過列寧寫於1921—1922年論述“新經濟政策”的系列文章和講話。列寧在論述蘇聯共產黨人為何要從“戰時共 產主 義政策”轉變為“新經濟政策”時，字裡行間洋溢的辯證法的魅力，一定引起了布萊希特的特別關注和興趣。尤其是在《十月革 命四周年》這篇文章里，列寧指出：資產階級民 主革 命可以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 命，后一革 命可以順便解決前一革 命的問題，並鞏固前一革 命的成果。但是，后一革 命能夠超過前一革 命到什麼程度，這要看革 命的實踐。革 命者一定要學會“隨機應變”這種必不可少的革 命藝術，善於根據客觀條件迅速而急劇地改變自己的策略。列 寧這些篇文章中多次運用“轉變”這個詞，在德文里這個詞通常翻譯成動詞“wenden”，它的動名詞複數是“Wendungen”。列 寧運用這個詞彙所表達的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處理事物的靈活性思想，一定給布萊希特留下了深刻印象。這大概是促使他思考如何翻譯中國《易經》書名時，用“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 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這兩個德文詞譯成漢語，都可以翻譯成“易”，就詞義來說，前者偏於“轉變，轉化”，後者偏於“變化，變易”；前者不但能表現事物的“量變”，更能表現事物的“質變”，後者似乎更偏重於表現事物的“量變”。布萊希特大概覺得用“Wendungen”翻譯漢字“易”，比用“Wandlungen”表達得更確切。
據德國學者介紹，布萊希特去世以後，人們在他的遺稿中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Buch der Wendungen”，時間是他流亡丹麥初期，是1934年左右，照理說應該與上述“論易”的語錄寫於同一時間。“Buch der Wendungen”作為書名第一次出現在他的“工作日記”里，是1939年5月25日，那時他剛剛從丹麥流亡到瑞典一個月。他在這一天的日記里記下了一位德國流亡者與他的談話。他認為，這位流亡者關於共產主義與倫理道德關係的說法雖然他並不完全贊同，但卻為他寫作Buch der Wendungen提供了相當多的素材。這說明他在流亡丹麥時期就開始寫作這些語錄式散文了，而且把它們定名為“Buch der Wendungen”，後來他又在“工作日記”中稱他的《易經》為“行為學手冊”。由此可見，布萊希特從未稱他這些語錄式散文為《墨子∕易經》，而是始終稱它們為《易經》。而“行為學手冊”這個副標題，完全符合中國易學專家對《易經》功能的理解，這個稱謂與墨翟學說無關。
《易經》與布萊希特的文學創作
布萊希特研習《易經》，像研習老子、孔子、墨子等人的思想一樣，是學以致用，不是為了做學問，而是為了文學創作——如他的音樂家朋友艾斯勒（Hanns Eisler）所說，從中汲取“思想啟發”（Denkanregung）。布萊希特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想法：學習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改造西方人的思維方法；學習中國人的藝術表達方式，改造西方人的藝術表達方式；學習中國人的智慧，豐富西方人的智慧。這種願望在他的流亡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個已經被德國納粹褫奪國籍、喪失家園的人，彷彿在中國文化中找到了歸宿。無論是他的理論著述，還是詩歌、劇本，都洋溢着濃郁的中國智慧。他那些被稱為《易經》的語錄式散文，不論是評論歐洲政治事件、哲學論爭，還是分析文學藝術問題，處處都流露着他對中國《易經》式辯證思維的理解和運用，其中的每一篇散文，哪怕是一條只有幾十個漢字的語錄，都洋溢着濃郁的中國式辯證法智慧。正是因為這樣，布萊希特這本《易經》才受到酷愛哲學思維的德國讀者的歡迎。
流 亡丹麥期間，從1934年到1936年，布萊希特斷斷續續地創作了一部教育劇，名叫《賀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這齣戲取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羅馬史》中的一段戰爭故事，布萊希特用賀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代替故事中的羅馬人和阿爾巴隆伽人；用雙方的弓箭手、長槍手和刀劍手的對決，代替原故事雙方三胞胎的對決，增強了故事的社會性，削弱了素材的偶然性。庫利亞提人是侵略者，賀拉提人是被侵略者；庫利亞提人兵強馬壯，武器精良，賀拉提人勢單力薄，兵器簡陋。賀拉提人作為弱者，在形勢不利的條件下，採取避實就虛，以退為進，把敵人分割開來，各個擊破的戰術，終於打敗強敵，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關於這齣戲的創作背景，有人猜測是受蘇聯紅軍委託創作的，也有人猜測是他的蘇聯朋友建議他創作的。這些說法全無根據，“猜測”而已。我倒認為它很可能是布萊希特當年受《易經》啟發而創作的。自從流亡以來，他的文學創作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大部分作品都是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駕馭歐洲題材，或者說其中洋溢着濃郁的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賀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就是這樣一齣戲。按照中國戲劇分類，這是一出“武戲”，作者在說明中明確規定，演員要像中國京劇的武生一樣佩帶“靠”。這種做法當然有形式模仿之嫌，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後他再也不曾作過這樣的嘗試。不過，從這種嘗試和他當時寫的關於中國戲曲表演藝術的論文可以看出，布萊希特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是多麼濃厚。
為什麼說這齣戲是受中國《易經》啟發創作的呢？這是因為它的主題思想與《易經》有密切關係。了解《易經》的人都知道，“師卦”在《易經》中是唯一講興師動眾、用兵打仗的，儘管它的前一卦和后一卦都與打仗有關係，但那是講戰爭前因後果的。概括起來說，“師卦”象徵性地講了戰爭的三重內容：一是戰爭的性質，二是統帥的重要性，三是作戰指揮的靈活性。從思維方式來說，布萊希特十分欣賞最後這一點。本來出師打仗就是要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可戰場上瞬息萬變，萬一形勢於己不利，指揮官就要因時制宜，適時應變，不宜進攻時，就要知難而退，在保存自己實力的情況下，沉着審視敵我力量對比，採取措施，變不利為有利，伺機轉退為進，奪取勝利。“師卦”在作戰指揮靈活性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巨大智慧和膽識，一定深深吸引了布萊希特，促使他寫成這齣戲。這出教育劇的目的在於向青少年展示辯證法的意義，並不像某些學者解讀的那樣，是直接為反法西斯戰爭服務的。
無獨有偶，他的《易經》里有一篇短文，標題是《變換手段》。講故事人墨子講了一個蘇國人與伽國人打仗的故事。說的是蘇國人在戰爭形勢於己不利的情況下，運用逃跑的計謀，把伽國人分割開來，逐個戰而勝之。作者的代言人墨子稱這個蘇國人是個“辯證法家”，說他懂得“逃跑不僅是失敗的標誌，也是制勝的手段”。這個故事顯然與《賀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是同一題材，它們可能寫於同一時期，其主題思想同樣是來源於《易經》的“師卦”。如果我們再對比《米恩列攀登高山的比喻》、《描寫真理的五重困難》等文章和敘事詩《老子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不難看出，布萊希特流亡初期，對中國《易經》中的“以退為進”、“趨吉避凶”、“韜光養晦”，《孫子兵法》中的“計謀”思想，老子的“柔能克堅”等東方智慧，曾經表現出了極大興趣。他在流亡年代汲取《易經》的某些智慧成果，創作出像《賀拉提人和庫利亞提人》這樣的作品，後來又陸續創作了《伽利略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帥克》，這是必然的，說明中國《易經》為他流亡時期的文學創作，一再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啟發”。
布萊希特創作於1938年的《伽利略傳》，同樣也應該與受《易經》的啟發有密切關係。劇本描寫16世紀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因證明哥白尼“日心說”，遭到羅馬天主教會的迫害，被囚禁期間寫出《關於兩大宇宙體系的對話》，繼續宣傳自己的科學主張，證明自己並未屈服於教會勢力，而是“身退道不退”。這個故事框架不是與周文王被殷紂王囚羑里而作《周易》的傳說十分相似嗎？
1942年，布萊希特又創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帥克》，該劇的主人公不就是一個箕子式的形象嗎？他那身為亡國奴，裝瘋賣傻的形象，滿口貌似廢話，實則是對法西斯入侵者的諷刺揶揄，婉轉揭露，甚至尖銳批判的語言，多麼像中國歷史上那個因不滿殷紂王殘暴統治，而佯狂披髮以晦其明，身為囚奴而不改其正的箕子呀。
類似表現“韜光養晦”以蒙大難的作品，還有《寇一納故事》中的短文《反對暴力的措施》。《逃亡者對話》中的第五篇，明顯是受《易經》的“遁卦”啟發而創作的。布萊希特把這些散文命名為《逃亡者對話》，這個書名同樣是受了“遁卦”的啟發，德文的“逃亡者”和“遁”具有同樣的詞根。根據這些作品的內容，我們可以判斷，布萊希特在1934年到1942年之間，曾經關注過《易經》的德文譯本，從中為他的劇本和散文創作汲取過“思想啟發”，在一段時間內井噴一番創作了這麼多體裁不同的作品。布萊希特被人稱為“中國式智者”，可以說是名副其實。 來源：光明網-《中華讀書報》 張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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