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斷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經的一陰一陽，凝練了人類發展的方方面面。
一位外國友人說：“你們中國是一個很傳統、很守舊的民族。”我笑道：“有嗎？我怎麼不感覺中國很傳統和守舊呢？”後來深思了一下，感覺到，這位法國人確實很有觀察力，但他的觀察力似乎只停留在表面，而沒有深入到中國人的骨髓。
其實，中國人向來具備反覆無常的個性特徵，而從外表上看，別人是無法看出來的。
這就是中國式的陰陽智慧。
中國人做事情有三種辦法：
第一種：要求別人怎麼做，即通過“管人”以達到做事目的；
第二種：要求自己怎麼做，即通過“修己”以達到做事目的；
第三種：通過自己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以達到讓別人做事的目的，即“安人”。
而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修己”以達到“安人”的目標，再通過“安人”以達到“求人”的目的。所以孔子說，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一個人對於這種“求人”之心，如果那個人沒有能力達到，或者那個人不願執行這種要求，那麼這個人強加、驅使別人的意願就尤其強烈。
這種“求人”慾望，被不同的人利用，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於是就有了聖人、君子與小人之分。
講原則，又懂變通的人，謂之君子；講原則，不懂變通的人，是聖人；不講原則，只懂變通的人，是小人。
但是，我們中國人既有驅使別人的“強迫症”，同時也有“拉攏”別人的個性本能。這這種“拉攏”，就是一種“經營”——不僅是物質投資，還包括情感投資。
雖然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是說如果自己不願意做的，就不要把這種不願意，施加到別人頭上，但是我們中國人雖然很遵循名言寶典，可也極力反對本本主義與教條主義。
中國人認為只有環境變了，言行做法也要跟着變化，否則就不是善於變通的“君子”，而是迂腐守舊的“小人”。孔子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就是要求一個人要學會變通，做一個會變通的君子。
所以，在實際處世當中，當“己所不欲”與“勿施於人”相互矛盾時，往往會在特定環境與條件下，根據環境的實際需求與變化，合情合理地加以變通運用。
這就是中國式的陰陽處事智慧。
同時，我們中國人很忌諱剖析自己的陰暗面。
中國人做任何事情都習慣於主張宣揚正面的、積極的、有教育意義的事情，反對把反面的、陰暗面的東西，展示出來給大家看。這大概受到儒家等傳統文化的影響，並且這種習慣已經參透到中國人的人性基因里了。
而正是這種不敢或不願正視自己陰暗面、弱點的處世習慣，養成了中國人在為人處事時，表面上唯唯諾諾、千依百順，但只要堅定了一個原則或方向，內在里就會死不認帳、死不認錯的剛烈個性。
但是，“恭敬”的效果會因人而異，對於不同的人，能夠會反映出不同人本性。
“恭敬”而沒有原則的“濫變”是小人行徑：“恭敬”而有原則的“善變”是君子行徑：“恭敬”而“不變”的是聖人。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亦”正是講出了不同人的區別。
但是有人會提出另一個問題，問：商之比干諫而死，唐之魏徵逆龍顏，宋之岳飛精忠報國，明之海瑞忠直抗上，這些人是聖人了嗎？當然不是！——因為他們只有“忠”，卻沒有“恭”，所以不是聖人，只能成為剛正之人。
《易經》云：“一陰一陽謂之道。”人性也是一樣，有“陰”的一面，也有“陽”的一面，否認哪一面，都不符合正視人性發展的自然規律。
但是《易經》除了說“一陰一陽謂之道”，它還接著說要“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意思就是說：不管是剛直的手段，還是陰柔安撫，主要是看“斷之者”的人是誰？
《易經》認為：如果“繼之者”的人是善的，那麼“善的人”用陰陽之道，才“一陰一陽謂之道”；否則，就是“不道”，而是一種惡了。
這種“善”從何而來？那就要靠“成之者”的本性。
仁也，人也！——人的本性不管是惡還是善，都要經過修鍊，才能成就為“人”！
三千多年前，孫武在《孫子兵法》中說：管理一個軍隊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是如此。
企業管理有“陰”的一極，也有“陽”的一面。
加強一個組織管理，打造具有凝聚力團隊，需要剛直強硬，也需要陰柔安撫。
只有“陰”“陽”兩個“極”皆至，才能保障組織的有效運營。
（原標題：中國式領導軟威力之陰一陽謂之道） 作者：鍾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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