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乃形成文化的主體。到目前為止，人類的文化匯成東西兩大系統。但這兩大文化系統，除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種種，無論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一種不可知的神秘之感存於幕後。
東西文化幕後之學
人類的思想與行為，乃形成文化的主體。到目前為止，人類的文化匯成東西兩大系統。但這兩大文化系統，除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種種，無論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都有一種不可知的神秘之感存於幕後。例如宇宙與一切生物的奧秘，人生的命運和生存的意義等問題，仍然是茫然不可解的一大疑團，還有待於科學去尋探究竟的答案。將來科學的答案究竟如何，現在不敢預料。但在東西雙方文化的幕後始終存在着一個陰影，有形或無形地參加文化歷史的發展，隱隱約約地作為導演的主角。無論學問、知識有何等高深造詣的人，當他遭遇到一件事物，實在難以知其究竟，或進退兩難而不可解決的時候，便本能地爆發而變成依賴於他力的求知心，較之愚夫愚婦，並無兩樣。
術數與迷 信
在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幕後，除了儒、佛、道三教的宗教信仰以外，充扮歷史文化的導演者，便以“術數”一系列的學說為主。由於“術數”的發展而演變為各式各樣求預知的方法，推尋個人的、家庭的、國家的、宇宙的生命之究竟者，分歧多端，迷離莫測。世界上有其他學識的人雖然很多，但對於這些學識未曾涉獵者，由於自我心理抗拒“無知”的作祟，便自然地生起“強不知以為知”的潛在意識，冒然斥拒它為“迷信”。其實，迷信的定義，應指對某一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但又盲目地相信其說，才名為“迷信”。如果自己未曾探討便冒昧地指為迷信，其實反為迷信之更甚者。相反地，自猶不知其究竟而深信其說為必然的定理，當然屬於迷信之尤。但在中國過去三千年來的帝王、將相，和許多知識分子，以及一般民間社會，潛意識中都沉醉於這種似是而非的觀念里，以致埋葬了一生，錯亂了歷史上的作為，事實俱在，不勝枚舉。那麼，這一類的“術數”學識，究竟有無實義？究竟有無學問的價值？而且它又根據些什麼來憑空捏造其說呢？這就必須要加以慎思明辨了。
西方文化吹起了新術數的號角
最近，一個學生自美國回來探親，他告訴我目前正在加州大學選修“算命”的學科，而且說來津津有味，頭頭是道，但大體都是根據大西洋學系和埃及學系的“星相學”而來，與中國文化的淵源不深。年輕的國家，文化草昧的民族，正以大膽的創見，挖掘、開發自己文化的新際運，不管是有道理或無道理，加以研究以後再作結論。但本自保有祖先留下來五千年龐大文化遺產的我們，卻自加鄙棄而不顧，一定要等到外人來開採時才又自吹自擂的宣傳一番了事，這真是莫大遺憾的事。
一九七一年朱文光博士自美國回來任教台大農學院客座副教授的一年期間，在其講學的餘暇，不肯浪費一點時間，秉着他回國的初衷，幫助我整理有關這一類的學科。可惜的是時間太短，經費又無着落，未能做到盡善盡美的要求，他又匆匆再去國外搜集資料。因此只能就初步完成的草稿，交付給我，算是他這次回國研究工作的部分心得報告。有關解釋和未完的事，又落在我的肩上。偏偏我又是一個“無事忙”的忙人，實在不能專務於此。況且對科學有認識、有造詣的助手難得，肯為學問而犧牲自我幸福的人更不易得。科學試驗的設備和圖書資料等等問題，都一籌莫展，也只有把未完的工作，留待以後的機緣了。
術數之學在中國文化幕後的演進
在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幕後，有關“術數”一門學識，不外有五種主幹，綜羅交織而成。一、“陰陽”“五行”。二、“八卦”“九宮”。三、“天干”和“地支”。四、天文星象。五、附托於神祇鬼怪的神秘。這五種學說，開始時期，約有兩說：（一）傳統的傳說，約當西曆紀元前二千七百年之間，也就是黃帝軒轅氏時代。（二）後世與近來的疑古學派，寧願將自己的歷史文化“斷鶴續鳧”式的截斷縮短，而認為約當西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也就是“商湯”時代之後，才有了這些學說的出現。反正歷史的時間是不需化錢的無價之實，它不反對任何人替它拉長或縮短，它總是默默無言的消逝而去。我們在它後面拚命替它爭長，它也不會報以回眸一笑以謝知己。即使硬要把它截短，它也是悠然自往而並不回頭。
但由於這五類主於的學說，跟着時代的推進而互相結合，便產生了商、周（西元前一一五○）之間“占卜”世運推移的學識了。歷史上有名的周武王時代，“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說，便開啟後世為國家推算命運之學的濫觴。到了東周以後，也正是孔子著《春秋》的先後，占卜風氣瀰漫了“春秋”時代的政治壇坫。“戰國”之間，自鄒衍的陰陽之說昌盛，談天說地的風氣，便別立旗幟，異軍突起於學術之林。儘管卿士大夫的縉紳先生們（知識分子）如何的排駁或不齒，但賢如孟子、荀子等人，也或多或少受其影響而參雜於其學問思想之間，歷歷有據可尋。秦、漢之間，五行氣運與帝王政治的“五德相替”之說，便大加流行，左右兩漢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學。尤其自秦、漢以來，“占卜”、“星相”、“陰陽”、“擇日”、“堪輿”（地理）、“讖緯”（預言）等學，勃然興起，分別飲水而各據門庭，即使兩漢、魏、晉、南北朝而直到唐、宋以後二千多年來的歷史演變，幕後都瀰漫著一股神秘而有左右力量的思潮，推盪了政治和人物的命運，其為人類的愚昧，抑或為天命固有所屬，殊為可怪而更不可解。在這中間，正當漢、魏時期的佛學輸入，又滲進了印度的神奇“星象”學說。到了隋、唐之際，又加入了阿拉伯的天文觀念。因此參差融會而形成了唐代“星命”之學的創立，產生李虛中的四柱八字之說，和徐子平的“星命”規例。
星命和星相與心理的關係
人類本來就是自私的動物，人生在世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幸福和安全。其次，才是關心與六親共同連帶的命運。因此自有子平“星命”之學的出現以後，人們便積漸信仰，風行草偃而習以為常了。但是子平的“星命”之學的內容，一半是根據實際天文的“星象”之學，一半又參雜有京房等易象數的“卦氣”之說的抽象“星象”觀念，同時又有印度抽象“星象學”的思想加入而綜合構成。如果精於此術的推算結果，大致可以“象其物宜”，可能在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否則，默守成規，不知變通的，便承虛接響，或少有相似而大體全非了。
從隋唐、五代而到北宋之際，有關“占卜”的方法，便有《火珠林》等粗淺的書籍留傳。它所用在“占卜”的方式，大體仍是脫胎於京房的卜算，但又不夠完備、精詳。有關國家歷史命運的預言，脫胎於兩漢的“讖緯”之說的，便有李淳風“推背圖”的傳說，風行朝野，暗地留傳在歷史文化的幕後，左右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等種種措施的思想和觀念。同時“相人”之術——通常人們習慣相稱的“看相”，也集合秦、漢以來的經驗，配上“五行”、“八卦”等抽象的觀念，而逐漸形成為專門的學識。人處衰亂之世，或自處在艱難困苦的境遇中，對於生命的悲觀和生存前途的意義和價值之懷疑，便油然生起，急想求知。俗語所謂：“心思不定，看相算命”，便是這個道理。
宋代以後的術數
這種學識的內容，歷經兩三千年的流傳，自然累積形成為不規則的體系。從宋代開始，便隨着宋朝的國運與時代環境的刺激，自然而然有學者加以注意。因此有了邵康節易理與象數之學的興起，出入於各種術數之間而形成《皇極經世》的巨著了。邵氏之學雖如異軍突起崛立於上下五千年之間，但為探尋它的究竟，學雖別有師承，而實皆脫胎於術數而來，應當另列專論。自此以後，中國的“星命”、“星相”、“堪輿”、“讖緯”、“占卜”等之學識，或多或少，都受邵氏之學的影響而有另闢新境界的趨向。此類著作，或假託是邵氏的著述，或撮取邵氏之學的精神而另啟蹊徑。
由此而到了明代，“星命”之學，便有“河洛理數”、“太乙數”、“果老星宗”、“紫微斗數”、“鐵板數”等方法的繁興。“堪輿”之學，便有“三合”、“三元”等的分歧。但“九宮（星）”、“紫白”等方法，又通用於“星命”與“堪輿”等學說之間。其餘如“占卜”、“選擇”之學，則有“大六壬”神數，與“奇門遁甲”等相互媲美。綜羅複雜，學多旁歧，難以統一。且因歷代學者儒林——傳統的習慣觀念，對於這些“術數”學識多予鄙棄，並不重視。專門喜愛“術數”的術士或學者，又限於時代環境的閉塞，讀書不多，研究意見不得交流融會。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處處皆是，因此駁而不純，各自為是地雜亂而不成系統。到了清初，由康熙朝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羅列資料，頗具規模。但並未研究整理成為嚴謹的體系，而且沒有加以定論。乾隆接踵而起，除了搜集選擇“術數”等有關的著作，分門別類，列入《四庫全書》以內，又特命“術數”學家們，編纂了《協紀辨方》一書，以供學者的參考。對於學理的精究，畢竟仍然欠缺具體的定論。但是，它在中國文化思想的幕後具有的影響力量，依然如故。只是人人都各自暗中相信、尋求，但人人又都不肯明白承認。人心與學術一樣，許多方面，都是詭怪得難以理喻，古今中外，均是如此。所以，對於幕後文化明貶暗褒的情形，也就不足為怪了。 來源/《中國文化泛言》 文/南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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